近期，滬深股市震蕩下行，上證指數3000點命懸一線。雖然我們不必過分夸大某一個點位的重要性，但對于由此引發的投資者信心焦慮，以及頻繁出現的政策性擾動，我們不能不加以重視。

　　其一是對貨幣政策的方向與變化力度的猜疑。

　　央行宣布存款準備金率自1月18日起上調0.5個百分點，由此引發了人們對貨幣政策的焦慮。一些外資投行或研究機構據此認為中國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開始退出，貨幣政策已經轉向；他們還認為，中國加息的時點有可能大幅提前。這加劇了國內市場的恐慌。

　　其實，在中國經濟進入“調結構”重要階段的2010年，宏觀政策適時而動本在情理之中。但這不等于2010年既定的宏觀政策基調“變卦”。

　　如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釋放的信號不能夠被公眾所充分理解，引發政策性擾動，實在得不償失。所以，有必要對政策性擾動因素正本清源。

　　“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既定基調。從年初各金融主管部門的年度工作會議上看，這一政策基調亦得到了各部門堅定的貫徹執行。

　　但與資本市場一樣，宏觀經濟政策也不能搞“單邊市”。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并不沖突，而是既定政策基調的題中應有之意。

　　中央還針對性地提出，“特別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系”。而通過存款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工具加強流動性管理，回收市場上一部分過剩的流動性，既能有效管理通脹預期，又可保證經濟發展所需較為寬松的貨幣環境。因此，一個階段的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或公開市場凈回籠，并不能說明貨幣政策的取向發生了改變，而恰恰是政策的內在要求。

　　其二是對資本市場自身政策的猜疑。

　　比如對于上調印花稅或者恢復雙邊征收的傳聞，比如對于向個人解禁股征收所得稅的議論，都已經對投資者心態造成影響。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在這種傳言、爭論之中被沖淡。

　　面對1月份大盤如此下挫，回望去年底市場彌漫的樂觀情緒，可謂此一時彼一時。當時，國內經濟初步呈現“V”型反彈趨勢，市場一片樂觀，現在，人們開始擔心通脹和加息；彼時，人們普遍認為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退出尚需時日”，現時，對于退出的討論此起彼伏；彼時，人們認為流動性依舊充裕，現時，流動性已被懷疑；彼時，人們預期上市公司年報披露期將至，可能有跨年度行情，現時，由于政策性擾動，跨年度行情已大打折扣。

　　由于存款準備金率“意外”上調這個變量的出現，打破了此前多數人的“思維慣性”，市場也重新校正“政策標尺”。與此同時，最初被一邊倒看作重大利好的融資融券、股指期貨業務，也被投資者“再認識”，不再簡單地當作重大利好。

　　從一定意義上說，投資者認識上的謹慎和重新校正，客觀上使得市場回歸常態。因為，推出融資融券和股指期貨是我國證券市場的重大創新，但如果過于強調兩者會引發機構搶奪指標股籌碼、從而推動指數上漲，則未免有短視和功利之嫌。成熟市場的實踐早已證明，股指的長期走勢不會因為某項制度創新而發生根本性改變。

　　筆者認為，這種認識上的理性有助于兩項創新業務的穩妥推出。這或許是我們從市場調整中得到的一個收獲。

　　政策性擾動亟待方方面面給予重視。通過必要的解釋工作，必要的政策安排，減少政策性擾動，避免政策性擾動無限度放大。(熊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