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股發行一樣，根源還在于愿不愿意放手。放權，則市場監管壓力由監管機構的那幾百人變成了成千上萬的市場參與者；不放權，那么按下葫蘆又起瓢的情況還得繼續。

　　在中國的市場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不信邪”，監管部門三令五申不許干什么，他們還就非要干什么，這就是所謂的“頂風作案”。這種事，房地產市場有之，比如“國十條”之后的地王現象，而在證券市場上更比比皆是。

　　最新的例子是，本月18日，監管當局發布了新的“操縱證券市場和內幕交易的立案追訴標準”。就在第二天，大盤還在痛苦盤桓于2550點的時候，宏達股份(600331，SH)突然放量逆市漲停。有數據顯示，幾個機構在公司停牌前實現了精準買入。

　　當各媒體為此事糾結不已的時候，頂風者又接踵而來：通化金馬(000766SZ)，25日在重大事項停牌前也逆市巨量漲停，而當日買入前5個席位中，有3家來自公司所在地，精準的買入、逆市的暴漲，在低迷的市場中顯得格外突兀。

　　類似這兩只股票的異常表現，在A股市場上可以說并不足奇。不過，人們憤怒的是，這些機構或者個人，憑什么如此有恃無恐，敢于在一項改革新政出臺的當口和監管層叫板？

　　我想，最簡單的邏輯，叫板者底氣無非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懲罰不足懼，二是自信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化解這些懲罰。

　　所謂內幕交易，簡單說就是通曉內幕信息的人在涉及對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尚未公開前，買入或者賣出該證券，這是對市場精神的最大褻瀆，也是對其他市場參與者的極大不公平。但是，伴隨中國證券市場成長的20年，內幕交易就像一顆毒瘤，總是去之而不盡，讓我們對這個市場既愛又恨。

　　市場上最近的一個內幕交易罪判給了黃光裕，數罪并罰后的14年牢獄之災，或許會讓一些善良的人們以為這足夠讓已經或正在涉嫌內幕交易的人感到壓力。但是，“豐滿”的理想總是碰不起“骨干”的現實：事實是，這樣的懲戒案例對后來者似乎沒有太大的影響，內幕交易者照樣我行我素，大賺其錢。

　　這也難怪，內幕交易疑似案例實在是太多了,例子隨手就來：上海梅林、天茂集團、迪馬股份和武漢塑料……他們統統都是一個模式：利好未出，價格卻暴漲。

　　所謂的“內幕”，無非是一個信息鏈條的問題。那么，是誰在掌握這些內幕呢？我們看到，這個信息鏈條一頭是牽著上市公司，另一頭則牽著是監管層。在當下的股票市場，靚麗的財報并不是最大的利好，而只有并購重組這樣的重大資產轉移，甚至是“起死回生”的資產轉移才是真正的利好。而這些事情，從啟動到完成，鏈條可是不短。

　　除了剛才說的兩頭之外，還有標的公司的高管、中介結構如律師、會計師、審計、券商、政府相關部門如地方的商務廳、發改委、甚至國資委，如果牽涉國有控股公司的話。如此復雜的信息鏈條，再加上并不短暫的往返審批周期，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將對整個市場構成重大威脅。

　　我們看到，許多并購重組股票在二級市場上都有類似的表現，那就是前期低迷，其后開始慢慢復蘇，股價底部不斷抬升，也正是一些重組信息少量外溢的結果，而當信息外泄問題嚴重時，就會出現暴漲。管理層見此情況緊急停牌為時已晚。

　　應該說，監管層在規范市場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從交易所限制一些特殊賬戶交易，到證監會嚴打“老鼠倉”，再到異動賬戶遭鎖定，都顯示出整頓市場的決心。

　　但是，筆者以為，這些努力都是充滿了“一事一議”的個案特征，并沒有從監管思路的轉型角度進行更大力度的轉變。

　　許多人說，內幕交易非常難以認定和取證。其實，“有難度”的取證問題在成熟市場上也同樣存在，只不過，他們把監管的責任下放到了所有市場參與者，特別是，他們的“辯方舉證”規則從根源上給內幕交易者壓力。也就是說，在被認定存在內幕交易且缺乏確實證據的條件下，監管部門要求被懷疑者證明自己的清白，如若辯方無法證明清白，就將承擔法律責任。

　　這樣的方法，其效果要遠遠好于監管部門“民舉官究,自上而下”的監管方式。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思路問題，和新股發行一樣，根源還在于愿不愿意放手。放權，則市場監管壓力由監管機構的那幾百人變成了成千上萬的市場參與者；不放權，那么按下葫蘆又起瓢的情況還得繼續。 (張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