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本月初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做出了“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狀況已經改善”的結論，國際社會對該集團匹茲堡首腦峰會的期望，也逐漸轉移到了更為本質和長遠的全球經濟長期增長模式上。

　　9月2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與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先后表態，要求G20主要工業化及發展中國家通過提供政治領導和探討“負責任的全球化”問題，來確保全球經濟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亟需定義調整方法

　　卡恩表示，目前來看，全球范圍內國民儲蓄、消費及投資率的巨大差距，已反映在各國巨大的貿易順差與逆差之中。而如果“一些國家擁有巨額順差，另一些國家擁有巨額逆差”的現狀成為一種長期格局，那么這種全球失衡狀況將是“有害的”，而且“可能引發危機”。

　　事實上，圍繞著通過減少依賴美國消費者的舉債消費來實現更均衡全球經濟增長的話題，國際社會已經展開了數次多邊磋商，各方對結論都表示贊同，但事后卻沒有任何行動。

　　對此，卡恩指出，盡管IMF或世界銀行能夠提供專業訣竅與能力，但主要工業化及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領導，卻是以往緩解經濟失衡及支撐全球增長的努力中所缺失的，這也意味著單靠IMF等國際組織是無力完成全球經濟平衡調整的重任的。因此，國際社會需要G20對此發揮一定的推動作用；而匹茲堡峰會需要做的，便是嘗試共同定義什么才是最為現實的調整方法，這其中也包括對長期增長模式進行定義。

　　新興市場擔當新的需求

　　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G20官員已就一套評議程序進行了初步討論，根據這套程序，各國能夠追究彼此在尋求全球經濟平衡過程中應當做出的調整。盡管該程序已引發了部分國家的異議并仍需要進行大量的細化工作，但其存在本身就已經說明了，在確保全球經濟實現長期可持續均衡發展的共同訴求下，各市場所需進行調整的趨勢已大體明確。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消費者因為提高儲蓄率而無力繼續填補的消費空白，將由新興市場的消費者來完成。卡恩就指出，我們必須調整經濟增長平衡，增加新興市場的消費，這樣才能在短期得到充分的增長；而佐利克也建議，“通過為一些仍有借貸空間、管治良好的中等收入國家確保融資渠道，來幫助創造新的需求來源。”

　　實際上，早在本月中旬召開的夏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與會的經濟界精英就已經確認以亞洲經濟體為主體的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模式向內需主導型的轉變，對于全球經濟可持續復蘇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新興市場也因為尋找新經濟增長點和應對金融危機長期社會性負效應的挑戰，而對轉型有著迫切的需要。

　　不過，“角色”的提升也意味著權利的擴大。美國和部分大的新興市場國家目前就正在推動G20同意改變IMF投票權構成，使西方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能基本上各占一半，以取代目前的57%對43%。而歐洲盡管將因此面臨失去不少權利的代價，但其在金融危機中的不佳表現，使得歐盟領導人不得不表示“愿意支持某種程度的變化”。

　　關注“負責任的全球化”

　　在尋求全球經濟平衡的同時，維護金融穩定、應對氣候變化和援助貧窮國家等人類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也有理由得到全球主要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的關注。佐利克稱，G20各成員國領袖應當為“負責任的全球化”制定一個目標遠大的議程，把促進更均衡增長與金融穩定、發展和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努力協調起來，其中包括世界銀行的一項建議，即創立一種新的工具來幫助各國應對外源性經濟沖擊。

　　佐利克認為，G20成員國應認識到，要達成一項協定，我們必須想方設法，將發展議題與氣候變化問題協調起來。他表示，世界銀行愿意對聯合國主導的相關進程提供融資幫助。而在這方面，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將承擔起一定的責任，《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長伊沃·德波爾也公開指出，中國和印度等國承擔減排責任，對于年底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成功并達成新協議至關重要。

　　此外，佐利克還特別指出，世界經濟“仍有殘留的脆弱之處，比如中、東歐地區”。他還警告說，一些地方“可能會有新的危險出現”，比如在引領全球反彈的東亞經濟體。其中，隨著信貸增長放緩，迅速擴大了信貸規模的中國面臨經濟再次放緩的風險；在另一方面，東亞地區迄今的強勁反彈可能導致利率上升，從而吸引大量資金涌入，屆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將在匯率政策、通脹政策以及利率政策方面接受考驗。( 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