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在旁聽歐盟的部長會議。”第一次參加G7財長會議的日本財務大臣菅直人如此評論。令他奇怪的是，第一天的晚餐會，歐洲與會者似乎根本就沒想到旁邊還坐著他這個亞洲參與者，大家不斷地談論著同一個國家——希臘。

　　不過，這次討論的不是如何繼續后哥本哈根時代的氣候變化議題，而是更緊迫的關乎歐洲整體經濟的大事件——2009年10月暴露出的希臘巨額財政赤字問題。該國政府當時宣布2009年財赤占GDP比例將超12%，遠高于歐盟允許的3%上限。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隨后相繼調低其主權信用評級。在持續3個月的發酵后，這一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下狠心集體應對的時候了。希臘頃刻間成了“迪拜二世”。

　　這可是歐洲所始料未及的。希臘原本就是歐元區財政狀況最薄弱的國家，國家債務高達2940億歐元，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達12.7%；債務絕對額2800億歐元，GDP只有2400億歐元。難以持續的養老金制度更凸顯其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但引起歐盟官員緊張的，可不僅僅是這2940億歐元。希臘就像一面鏡子，與希臘存在類似問題的國家在歐盟并不鮮見，如意大利、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意大利國債占GDP比重接近120%，葡萄牙國債占GDP比重可能在2011年超過90%；歐洲央行不久前就曾警示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削減財赤，避免債務危機。如果希臘這塊骨牌倒了，保不準會惡化更多國家的問題，數年苦心經營的歐元經濟體或將毀于一旦。

　　希臘出問題了，“誰會是下一個”正在考驗著整個歐洲，一者是深不見底的危機仍在肆虐，二者是太多備選對象在危機的“照妖鏡”下現出真面目。與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最大的不同是，這次潛伏危機的對象變成了主權信用風險，而這個風險一旦爆發將更甚于次貸，這正是近期不少官方和民間智囊所擔憂的二次衰退的主要根源。斬斷傳播鏈條上的希臘問題，是歐元區無奈但當務之急的選擇；同時，退出刺激計劃就只能是歐元區各國之前說說而已的游戲，G7承諾繼續刺激經濟的決定就說明了這一切。

　　我們看到的這些還只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歐元區的發展模式碰到了問題。從分散的歐洲到如今的歐盟，正是為了面對增長低迷、制度僵化、結構失衡、福利高企、勞動力昂貴、失業率攀升等問題的政經嘗試。歐盟各國面臨的同一個執政訴求是，利用現有的資源解決政治社會經濟平衡，盡管解決的方法各有差異，但在資源匱乏的現實面前，相同的選擇是拿未來的資源解當下難題。這一選擇即是從美國肇始的“赤字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學人》雜志統計，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2011年全球債務將超40萬億美元)，而這一模式在希臘等國的實踐卻意味著靠高舉債維持高福利和政治社會平衡，并不都是良策。

　　在內外共危的大背景下，主權信用開始隨著政府收支的極大不平衡而險如累卵，故希臘這樣的經濟體率先暴露問題并不偶然。更嚴峻的現實考驗是，主權信用風險正成為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2010年最大的威脅。歐洲是重災區，次貸源所在地美國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聯合國2010年經濟展望稱，美國的外債水平2009年已達3.8萬億美元，2010年將進一步增加；數據顯示，其整體債務近80萬億美元，超過GDP的550%；白宮最新預計，2010財年預算赤字達創紀錄的1.6萬億美元，占GDP的10.6%，較3%這一可持續水平高出兩倍多，同時還在持續增加中；穆迪警告稱，美國3A債務評級將面臨壓力。其他地區同樣面臨難題，迪拜已是前車之鑒。

　　不過，從全球來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演化為下一個拉美危機的風險正在加大。為了防止經濟再次惡化，歐元區采取了繼續刺激的對策，然而，刺激卻又意味著累積更多的主權債務進而強化風險。依托跨國組織救援或許能緩解個別國家的惡化速度，而挽救各界信心成為另一個止危的難題。救危之策繼續實踐，現實的困境正在考驗遠在東方的中國。歐元貶值、貿易環境惡化會繼續在全球發酵，美元逆勢上揚除悄然削減投資回報外更加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潛在涌入的熱錢或進一步推高股市樓市等資產價格消解中央政府近期調控的努力，防通脹依然是2010年的最大難點。

　　相信已有不少人在求解應對之策，歐洲主權信用危機警示我們在全球化日漸加深的今天保持全球經濟平衡是個多么利人利己的選擇。不過遺憾的是，歐美老牌資本主義長期奉行的靠政治、經濟、軍事輸出攫取全球剩余價值的策略，也最終把自己逼向了墻角。如此看來，靠“赤字經濟”勾畫出的繁榮終究不過鏡花水月。許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