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每次經濟或者金融危機都要經過W型的反復,從危機到經濟真正復蘇時間長則十年,短則三年,很少因為打了“興奮劑”而使危機在短期如半年就能平復的,否則日本就不會出現“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了。在不同時期,各類經濟體走出危機的方式由于外在經濟條件和內在經濟結構不同,也多種多樣。比如,上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是通過“二戰”的特別需求方式,革命性調整產業結構,才從1939年開始走出危機,并獲得了1945年至1975年近三十年的無危機繁榮。1997年開始的亞洲三年金融危機,是通過中國等負責任的大國的大格局、大氣派、大貢獻才走出危機的。2001年,中國加盟WTO,重塑了世界經濟的格局。以中國提供商品和美國提供貨幣為主要模式的國際貿易形態,直到2008年才出現結構平衡的新要求,這種要求仍然沒有改變每次形成危機的本質——有效需求不足。由于美國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與美國政府和機構無窮大的貨幣供給之間的極度不平衡,自1997年起經過約11年平靜,危機終于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周期輪回,無可阻擋地從最發達國家爆發出來。

　　　為了應對70多年來最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從2008年底開始,全球主要國家開始了聯盟式的政策援助,危機的危害程度緩解了,但沒有化解危機的本質:商品或者貨幣供應大大超過了居民最終需求或者實際購買力。居民最終需求的實現需要三個條件:充分就業、經濟發展下收入的實際增長及社會和醫療保障制度下消費無后顧之憂。歷史表明,如果迎合選民推出特別豐厚的福利制度,可能會催生出一群不勞而獲的懶漢,歐洲如此,美國也差不多。如果一群懶漢依靠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而生活無憂,必然導致居民群體道德水準的下降和全社會進取心的消失。在新興經濟體生產力不斷發展、產能不斷擴張條件下,產品供過于求,通過國際貿易導致了發達國家貨幣價格的持續下降。貨幣價格下降導致懶漢們天真的想法,即對房屋為代表的資本品投資將永遠有利可圖。在懶漢“綁架”了全社會的福利和分配制度下,人性的惡的欲望必然綁架了群體的意識:群體在歡樂中無節制地消費但不提供其勞動貢獻。

　　因此,從美國延伸到歐洲的金融危機,不僅是經濟規律的自然表現,更是社會制度重構的需要,這是一項迫切的歷史任務。

　　在勞動力國際化定價條件下,居民的收入并沒有與美國經濟同比增長,或者說美國居民的收入增長遠遠落后于貨幣供應的增長,美國的貨幣供應特別是金融衍生品的供應大大超過了居民的實際購買力,次貸危機在懶漢們的貪婪和投資銀行精英們的誘惑下無可避免地暴發,由于美元的國際地位,次貸危機迅速演變成國際金融危機。同樣,歐洲因為福利制度庇護了不勞而獲的階層,導致其實際綜合競爭力的下降。依靠別國的錢過好日子,先是冰島,后是地中海沿岸國家,相繼出現“破產”危機,這就是福利制度的邊際效應出現負面效果的表現。

　　如果說歐美國家要反思原來的福利制度過度導致的對居民進取心和勞動的負效應,思考如何重新布局新福利制度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熱情并推動生產力的提高,為化解危機尋找出路,中國卻存在福利制度缺乏形成消費的收縮效應。因此,歐美要通過正儲蓄實現經濟在發達經濟體內的再平衡,中國則需要通過加大消費力度而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平衡。中國內在消費市場的擴容與重組,有賴于相關福利制度的完善與福利水平提高。因此,從本質上講,中國并沒有發生西方發達國家現有的金融危機,是國際金融危機的“衍生品”,即國際貿易萎縮對中國出口造成了巨大沖擊,從而向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發展路徑提出了疑問。

　　所以,強化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包括但不限于戶口制度、社會保障、醫療保障、農村等多方面的改革,給居民一個無后顧之憂而安心消費的心理保障,中國才能避免出現西方式危機。建立完善的面向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不僅是避免出現西方式危機的經濟之道,更是尊重經濟規律的政策舉措。重塑國內市場,形成投資、消費與出口平衡的格局,這些能夠解決中國經濟發展根本問題的政策舉措,比單純的宏觀調控更能夠保障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者李國旺 系華寶證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