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個體戶是最能忍耐的群體之一。支個小攤，開個小店，起早貪黑，幾分幾毛地賺，一個月下來能養家糊口，苦、難、怨都認了。如果不是被外力擠壓得喘不過氣，他們一般不會打電話向記者投訴。

　　連日來，記者驅車三千多公里，在山東、天津、河北深入最基層走訪數百家個體戶，深切體味到經濟危機大背景下的民生之痛。面對質監、衛生、工商等強勢部門伸過來的手，個體戶終于忍不住了。記者目睹厚厚一沓霸氣十足的亂收費票據和對上述三個部門的投訴材料，忍不住要說：對老百姓叫苦不迭的收費，有關部門該給個說法了。

　　霸道“三費”激起民憤

　　記者對三省市的調查發現，雖然針對個體戶的亂收費名目林林總總不下一二十種，但反映最集中、最強烈的有三種：工商部門的會員費、衛生部門的食品衛生質量檢驗費、質監部門的檢驗費或技術服務費(以下簡稱“三費”)。不少個體戶稱之為“三座大山”。

　　“三費”特征驚人地相似。其一是假自愿之名。有了“自愿”，亂收費就有了“護身符”和“擋箭牌”，令被迫掏錢的商戶有苦難言，有口難辯。其二是強制收取。首先交付數額不菲的所謂會費、委托檢驗費，成為工商、衛生部門證照注冊年檢的先決條件；質監部門更是靠執法開路，強收檢驗費或服務費。其三是只收費不服務。

　　一些個體戶對記者說，如果工商局真正依法給注冊和年檢者自愿選擇入會的權力，如果衛生部門真正依法給個體商販自愿選擇食品質量檢測的權力，如果質監局真正依法給個體戶自愿選擇有償技術服務或自愿委托檢測的權力，亂收“三費”行為不會有生存的空間。

　　從三省市調查情況看，個體戶交納的“三費”低則兩三百元，高則近兩千元。在一些縣市，小商小販每月繳納國、地兩稅的總額竟然也沒有“三費”多，以至于出現“費進稅退”“費大稅小”的情況。一些商戶質疑：一方面是“三費”連年遞增，一方面是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和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屢見不鮮，對比之下，這與有關部門在管理職能上本末倒置是否有很大關系？

　　在經營者連年不斷的投訴譴責中，在新聞媒體連篇累牘的揭露曝光中，在監督機構年復一年的糾風整頓中，亂收“三費”問題竟然雷打不動、生存多年，其“生命力”之頑強令人驚訝。

　　根源在于利益驅動

　　個體勞動者協會會費、衛生質量檢驗費、質監技術有償服務費這三項讓個體戶無不叫苦不迭的歧視性收費，為什么久遭詬病而巋然不動？從調查情況分析，“三費”都遵循同一個路線圖，就是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制化。

　　據了解，一些地方的工商、質監、衛生防疫部門步入了“為收費而養人，為養人而收費”的怪圈，不僅本部門機構人員極度膨脹，還以社會團體協會的名義安排事業單位人員。記者在山東某縣級市采訪發現，全市工商系統人員達400多人，其中所屬協會70多人，協會所有人員的絕大多數工資、全部獎金和福利都依賴針對商戶的收費來獲取。

　　三省市都有群眾向記者反映，工商、質監、衛生防疫部門收費普遍與干部職工經濟利益掛鉤，收費越多，個人的工資獎勵也就越高。上級主管部門年年給基層單位大幅度增加收費任務，基層單位則竭盡全力去針對小商小販收費，想方設法完成任務。一句話，都是部門和個人利益在其間騰挪跳躍地作祟。

　　在巨大的部門和個人利益驅動下，一些地方的工商、質監、衛生防疫部門為了多收費，強行剝奪了個體勞動者自愿選擇的權力，利用其監管、審批許可職能，采取蒙蔽甚至威逼脅迫等各種手段，千方百計針對個體戶收取費用。

　　三部門，請給老百姓一個說法

　　連日來，記者接到十余個省區市讀者對類似問題的電話投訴，可見基層質檢、衛生、工商等部門對個體戶亂收費，非河北、山東、天津所獨有，在其他地方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袁鋼明對記者說，部門利益膨脹，除了增加經濟運營成本外，還使創業和經營乃至就業環境不斷惡化，直接導致個體工商戶大量關門，造成新的失業人群。

　　亂收“三費”問題看起來已具備類似臭豆腐的特性，治理的一個關節點是能不能下得了手，使之聞起來“臭”，吃起來也“臭”。專家認為，有效的機制建設是一個重要方面，決心如何，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必須像當年治理公路“三亂”一樣，施重手痛加整治。要全面、迅速地引入“問責制”，并把問責的對象從所長(分局長)一級前推到工商、質監、衛生局局長甚至更高一級的主管部門負責人。

　　個體戶代表的“底層創業”適合國情，在解決就業難題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在當前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面前，個體經濟的勃興和繁榮更具現實意義。面對老百姓的痛斥聲，“三費”大山該不該搬、如何搬、多長時限內搬掉，相關部門該有個明確態度，給老百姓一個說法了。(記者肖波、王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