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們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在支撐著別人的強大。我們該警醒了，是該粉碎纏繞在我們肌體上的堅硬腰帶了

　　“勒緊腰帶過日子”被用來形容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其實它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束縛中國經濟的腰帶是高儲蓄率、低消費率。這是一條堅硬的腰帶，堅硬到能要中國經濟的命。

　　三種因素聚合在一起，構成這條腰帶。

　　第一是低工資和長時間勞動。一個廣東星級賓館的理發員每天勞動12 小時，每月休息2天。北京一家著名美發連鎖店的理發員也是每天勞動12小時，但每月休息3天。在北京郊區加油站工作的女孩子工作24小時(夜間工作可能允許打盹)，休息24小時。她們每周的工作時間平均在75小時以上，平均工資每小時約5元人民幣或更低。長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每天超過12小時的情形也不鮮見。這是我通過訪談了解到的數據。行業的競爭性越強，工人的勞動時間越長。強競爭領域的白領員工也是疲于奔命，未見得比農民工輕松多少。一端是超時工作，另一端則是大量失業者的存在。

　　不難理解，如果忽略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作用，則全國在業職工平均每人每天多勞動2小時，就意味著全國25%的勞動者喪失了工作崗位。這里有一個不良循環：在業者越是“勤勞”，勞動市場的競爭就越是激烈，在業者的工資也就越低，進一步地，在業者的勞動時間也就越長。這是馬克思講過的道理，只是人們假裝忘記了。

　　于是，形成了這么一個現象：在我們GDP總量中，屬于勞動報酬并由勞動者最終支配的數量大約在9萬億左右(2007年)，占比約36%；扣除稅收，加上其他一些收入，形成的最終消費支出占到GDP總量的35%左右。面對這種局面，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不能不顯得笨拙。

　　過大的對外貿易順差是構成堅硬腰帶的第二個因素。當中國人勒緊腰帶過日子的時候，若有別人發行“外匯”大量進口我們的商品，過一種寬衣解帶的瀟灑生活，我們可以陶醉在債權人美夢之中。但過量的外匯儲備有一種對弱勢階層掠奪的性質。

　　龐大的外匯儲備意味著凈出口，但對應的貨幣卻發行出去了，于是有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并迫使央行提高利率，由此產生國民財富的分配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傾斜。

　　以上兩種因素結合起來構成了尺度更大的不良循環：國內經濟的工資成本越低，出口量越大，進而經濟增長的實現越是依賴國外市場；為了保住國外市場，越是要壓低國內工資水平，進而壓縮了國內市場空間，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賴國外市場。纏繞在中國肌體上的這根腰帶就這樣越來越堅硬。

　　還有第三種因素也在束縛著我們：中國存在代際財富連續積累的機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富裕群體。如果按0.42的基尼系數做測算基礎，中國占總人口比重5%的最富有的群體大約擁有國民收入的30%左右。而我國政府不向個人征收財產稅、贈與稅和遺產稅，于是，這些富裕人家的財富可以實現代際傳承。如果有了這些稅種，富人們的經濟行為就會有大的變化，他們不得不消散財富，用財富來換取慈善家的名聲。財富的集中在加深中國社會的鴻溝，威脅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就這樣在束緊自己的腰帶，變成了別國難望項背的高積累率國家。概而言之，中國的積累的根本特點是財富分配向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傾斜，而代價是高強度的勞動和低工資水平。高額外匯儲備本應產生通貨膨脹壓力，引發相應的進口才對，但高利率和低工資消散了這種壓力，中國人的肩頭扛起來別國的高消費。是我們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在支撐著別人的強大。我們該警醒了，是該粉碎這條腰帶的時候了。

　　近日，政府有關部門向國務院提交了一個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我很期待這個改革方案出臺，但唯恐方案不能抓住要害。僅僅依靠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來矯正收入分配偏差是不夠的，必須從調整勞資關系入手解決問題。

　　有人說要改革工會制度，讓工會在勞資關系調整中發揮作用。但我知道美國的工會會員占勞工的比重也不過三分之一左右，大量非工會會員勞動者的權益照樣有比較好的保障。工會當然有作用，但它的作用再大也大不過政府。

　　美國經濟學家諾斯說，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完成了適應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轉變。中國本屆領導集體提出“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也許這是真正轉變的開始。但愿我們能在勞資關系的調整中踐行新的理念。★文/黨國英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