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向三層管理架構過渡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中央國有企業在加快重組步伐的同時,會不會給地方國企帶來商機?央企如何控制海外投資并購的風險?昨日下午,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做客新華網及國資委網站,對上述問題一一作答,與網友進行了持續兩個半小時的交流互動。

　　國資委將建立三層構架

　　隨著《企業國有資產法》的出臺,當前既作為出資人又作為監管機構的國資委未來的角色與地位是否會有所改變?事實上,早在國資委成立之初就有關于這個命題的爭論,理論界提出,國資委里邊的職工應該是各方面的專業人士組成,“我認為他們講的話是對的,但是國資委剛建的時候,還沒這個條件。”李榮融說。

　　6年過去了,國資委下一步的方向就是逐步要向三層構架去努力,李榮融在訪談中表示,無論是從企業重組的層面,還是從提高資本的運營效率方面看,三層構架是必然的選擇。國資委自身更多的是將職能放在監督上,國有資產的運營會逐步委托企業作為經營實體來經營。

　　李榮融稱,成立新的資產公司的工作從2005年就開始籌建,“到目前為止,應該說條件基本具備。”

　　據透露,在這之前,央企當中有兩家企業是做資產運營的,用以對國資委的三層構架進行嘗試,檢驗規范規章是否合適。

　　“一個是國家開發投資公司,還有一個就是誠通公司,它們運作兩三年了,也不錯。所以我們認為條件具備,要建立這樣一個資產經營公司。”

　　央企加快重組帶來地方商機

　　國有企業改革是世界性難題。根據國資委關于國有企業改革重組的計劃,截至2010年要將下屬央企整合至80—100家。“我們很歡迎其他所有制企業來參加我們的重組,有些可以把它變成上市公司,”李榮融表示,歡迎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參與重組,只要能把企業的效率提得更高,就可以采取多渠道的辦法,而不僅僅是在國資委內部企業之間配置資源。

　　“有些地方企業很強,那我給它。目的是要把這部分搞好,它能搞好為什么不歡迎?”對此,有網友認為,這是國資委向省、市級,尤其是省級優秀國有企業拋出的橄欖枝,在新一輪央企加快重組的步伐下,地方國企無疑也迎來了快速發展的商機。

　　央企海外并購要量力而行

　　央企海外并購屢次失利,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專家指出,許多企業還不具備并購國外企業的條件。李榮融認為,具備海外成功并購條件的企業還是少數,建立了規范的董事會,并購條件會成功一些。“對并購對象的了解、風險和防控風險的措施是董事會最關心的,如果能夠把這些搞清楚,預案有了,那并購的條件、成功率就會高一點。”

　　李榮融稱,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并購是一個機遇,但是要把機遇變成現實,要根據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力不夠,不僅不是機遇,也許會變成你的包袱,甚至走向破產的不歸之路。所以在這點上我也一直在提醒央企,就是你看中了這個目標,還要看看自己是否具備這個能力,千萬別干那些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謝思佳 劉熠)

　　-記者觀察

　　李榮融三層架構論證明國資監管探索再邁一步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昨日接受新華網專訪時透露了有關國資監管架構將從二層向三層轉變的信號。從二層架構過渡到三層架構,本質上是主張將國資的監督與管理“兩權分離”的一種體現。

　　此話一出,立即受到外界高度關注。李榮融在《企業國有資產法》實施之后的一個多月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是否意味著我國的國資監管體制將重大調整?

　　熟悉情況人士都知道,有關國資委的定位和國資監管架構的討論由來已久,自打國資委出娘胎起更是廣受爭議。2003年之前,國資管理由多部門共同管理,被形象地比喻為“八龍治水”。為了解決國資管理水平低的問題,國家在2003年設立一個“特設機構”,把國有資產的行政管理與出資人代表權力賦予這個“特設機構”,也就是說把監督和管理兩權合一。這個特設機構就是我們后來熟悉的國資委。然而,這種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做法,一直遭受詬病。

　　兩權分離在國資法出臺前后更是成為大勢所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就撰文指出,從目前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障礙、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徘徊不前、國資委某些職能的錯位等問題來看,國資管理改革的“體制突破”應該從國資行政管理權與“出資人代表”權的兩權分離、國資管理與管人管事相分離、國企運營及國資管理的信息公開披露三個方面切入。

　　在國資法中,“國有企業”這個稱呼也被“國家出資企業”所取代。以資本結構為基礎的新稱謂意味著經營性國有資產的管理是以所有者權益的方式來核定管理內容和管理方式的,意味著進一步的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

　　繼續查閱今年5月1日實施的國資法,為了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國資法明確國資的監督由人大監督、行政監督、審計監督和社會監督組成“四層監督”體系,同時明確了國資監管機構出資人身份的定位。

　　可見,兩權分離的過程中,國資委的定位成為操作層面必須考慮的問題。歸納目前幾種主張,國資委定位主要有四類:一是同時兼具行政管理與出資人代表但偏重行政管理職責；二是同時兼具行政管理與出資人代表但偏重出資人代表職責；三是純粹擔當干凈的出資人；四是完成行政管理職責成立投資公司行使出資人職責。

　　對于這四種觀點,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顯然更傾向于第三類。他表示,企業國資法明確規定相關機構對國家出資企業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出資人權利,即“管人、管事、管預算”,這意味著國資委未來的改革方向將是做“干凈的出資人”,向資產運營中心和控股公司的方向轉變。

　　昨日專訪過程中,李榮融的觀點則似乎更傾向于第四類。在專訪中,他隨即提出由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和誠通公司過去兩三年的實踐證明,設立專司資本運營的資產經營公司來行使出資人權力,從二層架構轉向三層架構的條件已經具備。

　　據記者掌握的情況,大部分地方國資委還沒有做好這樣轉型的心理準備,頂多算作在第一類和第二類之間搖擺。以廣東省國資委來看,廣東早前成立了廣東恒健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以來通過控股、參股省屬企業7家,功能已經類似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是一種投資公司。然而,目前的恒健投資只是與眾多實體企業一同并列于國資委之下的二級企業,廣東省國資監管體系并未從二層監管向三層監管轉變。

　　不過說到底,監管者也好,出資人也好,無論怎么變,國有資產監管最終的目的沒有變,那就是要有效率,要堅持可持續發展。這是當前所有主流觀點保持一致的基礎。而要提高國有企業效率、堅持可持續發展,就特別要著力于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要建立完善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這些才是國資改革發展的根本所在。(謝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