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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巴馬政府對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表現出了很高的期待，但一次會議很難解決所有問題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晴川、陳璟貝發自華盛頓、北京

      盡管此前有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盡管此前有了中美戰略對話(美方稱為“高層對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奧巴馬還是在4月倫敦會面時對中美關系進行了一次“加法運算”。由此合并而成的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胡錦濤的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將與奧巴馬的特別代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和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共同主持對話。美國方面的高度重視，讓人不禁感興趣美國“葫蘆里究竟有什么藥”？

　　奧巴馬親臨致辭

　　作為共同倡議者之一，奧巴馬對此次對話十分重視。美國白宮發言人吉布斯早在21日就宣布，奧巴馬將在27日的對話開幕式上致辭。對話結束后，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在白宮會見中國代表團成員。

　　“奧巴馬將親自出席開幕式，可見總統對此次對話的重視程度。”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孫哲教授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此次會議動員了大半個華府的官員，其中還有很多明星政治家。“對華盛頓而言，要在兩天時間內，將這些官員集中在一起開會，可不是間容易的事。”

　　在分析奧巴馬政府重視此次會議的原因時，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認為，“這次會議對美國制定下半年、甚至更長遠的對華政策有很大影響，也可能決定年底哥本哈根會議成不成功，對中美關系未來走向起到引導作用，因此奧巴馬政府重視也在情理之中。”

　　美方會前“亮底牌”

　　從結構上看，本次對話分為經濟對話和戰略對話雙軌制，分成兩個小組分別對話。但其中有分也有合，會議期間還將召開兩個小組的全體會議和聯席會議。美國官員稱，全體會議討論的議題當中，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是一個重點。

　　在華盛頓外國記者中心舉行的吹風會上，美國財政部負責對話事務的執行秘書長兼高級協調人洛文杰稱，就經濟對話而言，美方想就三個重點內容與中方協商：經濟復蘇和改變雙方經濟發展戰略的根本方向，美中在國際金融機構方面進行合作，及確保雙方加強保持貿易開放和投資政策的努力。

　　同時，洛文杰還著重強調了經濟對話中的兩個具體議題。其中之一是政府采購，美方希望“中國開放這一美國公司過去無法涉足的領域”。另一個議題是鼓勵中國公司對美直接投資。他宣稱，中國公司對美國審查外國投資程序不必顧慮太多，并強調美國財政部領導的外國投資委員會雖然從國家安全角度審議外國投資，但審議面很窄，而且會全盤考慮美國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而據其他美國官員介紹，在戰略對話領域，雙方將討論廣泛的全球性問題，包括防擴散、反恐、全球治理、流行性疾病、可持續發展等。也會包括地區性問題。同時，雙方也將討論包括朝核、伊核、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際熱點問題。當然，雙邊問題也是重點。

　　中美幾經磨合的聯姻

　　上世紀90年代后，美國對華戰略幾經修正，從克林頓政府的接觸政策、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戰略競爭關系”、到第二任期的“利益攸關方”，美國對美中關系定位的不斷變化反映出美國決策者的猶豫和兩國關系的復雜，也揭示了出兩國實力對比變化對美國對外戰略的影響和美國對兩國關系發展的憂慮。但是經過多年的磨合與交往，美國似乎逐漸找到了與中國交往的較為理想的模式。有專家認為，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體現出的是美國一種對華持續接觸的戰略，是為建立長期穩定的中美關系而作出的一種新的制度安排。

　　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認為，“美國新政府繼承的是一個20年來最好的美中關系”。雙方對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制度化，美中關系從來沒有如此相互依存，在范圍廣泛的議題上，雙方都進行著密切合作。高度制度化的合作，討論議題的廣泛，都標志著中美關系的成熟與健康。戰略與經濟對話正是這種態勢的體現。

　　輿論認為，從美中關系的角度而言，這是兩國關系沿著穩定軌道“漸入佳境”的標志。

　　美國大支票背后的虛實

　　不過與此同時，美國國內也傳出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美國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22日就此次對話舉行了專題研討會。與會的美國專家稱，這次對話“將不會產生任何堪登頭條的重要成果”。外交關系學會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斯蒂芬·達納韋直言，這次對話不會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改變。

　　而《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稱，在此次對話的三個核心問題：安全(特別是朝核問題)、經濟(特別是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和氣候變化(特別是今年底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商討《京都議定書》到期之后的談判)方面，雖然經濟危機和華盛頓的政府換屆都使得辯論內容發生了變化，“但卻并沒有拉近老牌大國美國和新興大國中國在達成共識上的距離。”

　　其實，對于首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國也保持著冷靜的思考。孫哲認為，中國的態度還是很理性的。“美國的確打算給中國開一張大支票，中國需要對自身的發展有清醒的認識，考慮自己的綜合實力和改革需要，量力而行。”

　　顯然，中國也并不指望“一次會議就解決所有問題”。袁鵬認為，雖然這次會議可能取得的具體成果不多，雖然確定基調和營造氣氛聽上去似乎“很虛”，但是若能做到，本身意義已經很大。“中美雙方有60多種機制可以解決問題，這次的最高層機制不一定是要解決很多具體的問題，可以先定調，具體問題可以以后用其他機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