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每年春運，十分之一的中國人都在回家的路上。今年，在8萬公里的鐵路上，除了回家的中國人，還有18名大學生記者。

　　春運開始前，本報邀請北京、上海、廣州、成都4個城市的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理事單位所屬校園媒體記者，全程參與體驗全國鐵道團委開展的春運青年志愿者服務，并以校媒記者身份深入到春運第一線，全程采訪2010年春運。同時，昆明、桂林等地的校園媒體記者也主動參與本次活動。

　　在一個月的采訪中，校媒記者深入各地主要車站、鐵路局以及火車票代售點，采訪完成56篇新聞稿。(詳細內容見中國校媒網活動專題http：／／／node／node＿3648.htm)

　　1月30日零點，2010年春運正式拉開帷幕，校媒記者在黑夜中的火車站采訪；2月13日晚上，正是全國人民歡慶團圓的除夕之夜，校媒記者在寒冷的火車站與鐵路工人一起過年；在臨時客車上，校媒記者與農民工共同體驗春運的滋味……

　　今年春運期間，鐵路部門在廣鐵集團和成都鐵路局部分車站試行火車票實名制，成為輿論的焦點。隨著春運的實證考量，火車票實名制已經試行了1個月，其利弊之爭更加分明。節前、節后，記者分別在廣州鐵路集團、成都鐵路局的部分站點感受火車票試行實名制后的變化。

　　春運本是鐵路部門最為繁忙的運輸時期，今年，廣鐵集團和成都鐵路局部分車站試行火車票實名制，這種考驗表面上看只是對兩個鐵路企業，但實際上，責任與壓力加載是加給整個鐵路系統的。

　　記者了解到，試行火車票實名制對售票組織、旅客乘降組織等工作提出了更高標準。有資料顯示，廣鐵集團和成都鐵路局為試行火車票實名制，僅設備投入的資金就達1億多元。廣鐵集團新增臨時用工達2.6萬人，廣州地區的鐵路警力投入7000多人。

　　實名部分制遏制“黃牛黨”倒票

　　火車票實名制對旅客造成的不便是顯而易見的。記者在采訪時發現，由于火車票實名制要求旅客進站“票、證、人”三者必須全部相符，檢票人員使用識讀設備檢查證件后才能進站上車，缺一不可。由于擔憂檢票程序增多而錯過火車，旅客大多提前3到5個小時就到達火車站候車。

　　張文是甘肅省某大學會計專業2009屆畢業生，和男友攜手南下漂在潮濕的南國。雖然她乘坐的火車晚上8點49分才出發，但她中午1點45分即背著重重的行囊從中山啟程，4點20分到達廣州站候車。她對記者說：“今年是火車票實名制實施的第一年，不早點到車站心里不踏實。”

　　春運節前客流高峰期在廣州地區平穩有序地度過了，節后成渝地區也正在平穩有序地進行。記者在廣州、成都、重慶等站采訪旅客，大多數旅客對鐵路運輸服務較為滿意。

　　不可否認，火車票實名制的最大好處就是遏制了“黃牛黨”的倒票。在打擊“黃牛黨”過程中，雖然鐵路部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斷加大打擊力度，擴大打擊范圍，但票販子卻并沒有完全消失。

　　廣州鐵路警方認為，“黃牛黨”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火車票供需失衡，長期以來，鐵路相對于其他運輸方式，運價低，這導致火車票在每年春運期間需求遠遠大于供給，正是市場有贏利空間才滋生了眾多票販子。實名制只是提高了票販子倒票的技術難度，票販子仍然可以在電話訂票、制售假證倒票等環節隱性存在，大大增加了公安部門打擊難度。有專家認為，僅靠火車票實名制試行并不能徹底杜絕票販子，全民誠信素質、法律意識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

　　記者在采訪時還發現，相當一部分旅客把鐵路部門今年春運推出的電話訂票等8項便民利民措施帶來的成效和火車票實名制混在了一起，采訪時聽到最多的就是“火車票實名制的實施，讓今年的票好買了”。

　　對于買到票的人來說，票之所以好買了，是因為購票渠道方便了：通過電話訂票和代售點的取票，很多人省去了通宵排隊之苦。據了解，今年廣鐵集團開通了15000門電話訂票，成都鐵路局則開通了 8000門。

　　“在電話訂票試運行時，我們做了一個統計，短短半小時居然有43萬個電話撥打訂票電話，這是為何有很多人反映訂票電話打不通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火車票實名制要求旅客輸入身份證號碼，人為延長了通話時間，也是訂票電話難以呼入的重要原因，如果不實施實名制，旅客的訂票效率肯定會更高。”成都電信部門的負責人告訴記者。

　　此外，由于試行火車票實名制，旅客退票手續變得麻煩許多，從而導致一些車票不能及時“回籠”再售給其他旅客而成為“死票”，減少了鐵路部分運力，從而使更多的人不能乘火車出行。

　　實際上，對鐵路部門來說，火車票實名制的試行最大的成效就是提高了旅客對購票公平性的心理認知。往年春運中對鐵路部門的罵聲今年明顯少了很多。但車票實名制試行確實不能增加運能，不能緩解運能與運量之間的矛盾。在運能緊張的情況下，“一票難求”仍然是旅客在春運期間不得不面對的尷尬問題。

　　證件問題是個難點

　　在眾多媒體幾乎一邊倒的“實名制好”呼聲中，記者發現，購買到車票的旅客和未購買到車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心態。未購買到車票的人多是一些文化層次較低的弱勢群體，他們大多由于缺乏身份證等證件隨身攜帶的習慣，有的甚至沒有身份證件，從而導致無法順利乘車，影響了外出打工。雖然這些人受害于火車票實名制，但卻難以通過大眾傳媒、網絡等訴說自己的心聲。

　　因為身份證尤其二代身份證并不普及，試行火車票實名制中鐵路部門確定了28種有效證件，春節后在成都鐵路局甚至達到了30種之多。即便如此，證件問題遇到的社會問題也甚為復雜，因為身份不能有效確認，阻斷了一些人出行的路。

　　記者2月23日在成都火車站采訪時看到，鐵路公安部門還專門為那些沒有攜帶有效證件的旅客開辟了專口，通過戶籍查詢系統確定旅客身份，并出具證明幫助旅客購票，在這個窗口排隊的人幾乎都是農民打扮。

　　成都鐵路公安處政委張濤告訴記者，成都站一共有5個制證點，“22號一天我們共制了800多個證，基本上都是農村的。但有不少從農村出來的人要么記不住身份證號，要么根本就沒有身份證，他們只能放棄打工或轉乘價格更高的汽車外出務工。”

　　鐵路警方今年在旅客票源調查時發現，由于試行實名制對于部分農民工而言，增加了購票過程的復雜程度，特別是通過電話訂票時不能很快掌握和運用，從而催生了一群專門向農民工收取少量費用代購火車票的“偽黃牛黨”。

　　這些“偽黃牛黨”不是專業票販子，通常都是對火車票實名制購票比較了解的人，有的甚至本身就是農民工。在成都火車站，來自金堂縣的農民工陳希告訴記者，他們“先是告訴我今年火車票實名制了，訂票很難很復雜，讓我們這種不了解實名制情況，特別是第一次出門打工的人一下子就慌了。然后他們就說可以替我買火車票，但要加10塊錢。到了火車站才知道不是那樣的。”

　　乘坐K284次列車從成都去上海的農民工周某說，他覺得“火車票實名制使得坐火車的過程更繁瑣了，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還是更愿意購買普通的火車票。你看，像我們出門打工的全都大包小包一大堆，買票、進站、上車還得看好一張小小的身份證實在不便。”記者大致清點了一下周某的隨身物品，大大小小竟有7件之多。

　　另外，對于農民工來說，由于無處報銷火車票，不少人往往會把實名制火車票在出站后隨手扔掉，從而有可能會泄露個人信息，給那些利用個人信息制作假證或用于其他非法途徑的人提供了渠道。

　　實名制承載不了眾多的社會問題

　　應該承認，火車票實名制只是改變了試點地區火車票分配的附加條件和認知透明度，春運運能這塊“蛋糕”大小并未發生變化，出于運營成本和商業利潤等多方面的考慮，運能也無法一時半會兒就做大做強，但火車票實名制促使以更透明、更合理的方式“分蛋糕”；而相對公平的“分蛋糕”，即良好的分配制度又會反過來激勵人們“做蛋糕”的積極性。

　　但有社會學家認為，火車票實名制承載不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如何既滿足所謂民意訴求，又提升鐵路運輸服務能力，從而惠及更多的老百姓，應該是鐵路春運之后面對的又一重要考驗和難題，“試行火車票實名制的背后是大量社會問題向鐵路集中，但也是鐵路的苦衷被社會更多了解的窗口。對于鐵路這樣一個特殊的、復雜的路網型行業，專家認為，不能簡單地按照理論上合理的推想和假設去提出更多的意愿，只有客觀才能真實有效，深入實際切身感受方知其難。要不就會就事論事臆想，被非理智的民意駕馭，這對鐵路、對社會和公眾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傷害。”(中國高校傳媒聯盟記者 王曉娜 吳舸 吳娜 本報記者 周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