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問題作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核心議題之一，在今年兩會上引起極大關注。種種跡象表明，老生常談的收入分配改革問題，有望在2010年內取得突破。一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是“要讓民眾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的應有之義；而更重要的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也是擴大消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先決條件。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抓緊制定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周曉峰：在企業初次分配中，應著重加大工資比重。

　　全國人大代表、古貝春集團董事長周曉峰表示，在我國生產要素的報酬中，勞動報酬比例較低，尤其是農民工和部分城市低收入者的勞動報酬低、增長速度慢。長此下去，勢必損害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甚至使勞動要素與非勞動要素處于對立狀態。

　　他認為，現有工資分配制度由傳統分配制度演變而來，工資總額占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偏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職工工資在初次分配中比重過低，導致成本過低，稅基較高。因此，在企業初次分配中，應著重加大工資比重。

　　全國人大代表、濱州市委書記鄧向陽也建議，今后應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比如，通過最低工資標準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通過落實企業工資指導線制度，健全企業職工工資隨企業效益增長而增長的正常機制；及時發布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指導企業合理增長職工工資；探索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嚴格執行工資支付規定及國家的相關政策。

　　張世平：確保廣大職工有一個工資增長的穩定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張世平建議，應將促進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提高低收入職工工資水平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計劃，并作為各級政府及其主要負責人的考核目標，這樣可以確保廣大職工有一個工資增長的穩定機制。

　　據了解，在本次兩會上，多數代表、委員贊成增加工資收入等勞動報酬。而相關部門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在初稿中也明確提出，要在初次分配中適當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改變目前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

　　總理報告提出，要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王新奎對壟斷行業的高收入頗多不滿。他坦言：“拿銀行來說，壟斷了資本要素，吃著高額的存貸利差，簡直就是暴利，員工的工作卻挺輕松。”

　　這并非無稽之談。年前，某金融企業的前臺服務人員年終獎達到10萬元的新聞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事實上，近幾年一些壟斷行業的經理、老總們的千萬年薪新聞也一直在折磨著大眾的眼球。

　　“不同行業間收入有差距是正常的，但差距過大就有失公平。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把這些差距拉近到合理范圍內，收入畸高的要適當調控下來，明顯偏低更要適當調上去。”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

　　他認為，我國要形成消費主導的發展方式，就必須打破壟斷，創造公平機會，整頓分配秩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有資源的配置問題。如果國有資源還主要配置在競爭領域，甚至呈現不斷擴張的趨勢，那么就很難啟動民間投資。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壟斷行業享受高收入，其中既有各國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自然壟斷原因，又有我國改革尚不到位形成的過度壟斷原因。

　　在賈康看來，壟斷行業占有著他人享受不到的資源，但憑借其壟斷地位和特權，往往通過高額收費來獲取巨額利潤。如沒有合理的制度鉗制和機制約束，壟斷行業在利益分配上，必然出現向個人的強傾斜傾向，因為其產生的利潤具體怎么分配，大多由企業自己說了算。

　　他說，不可否認，很多壟斷行業中的企業承擔著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責任，并且可能需要面對各種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特殊的任務與挑戰。但問題在于，壟斷行業的收入整體水平比其他行業高很多，特別是壟斷行業的一般崗位，其收入水平與其價值度和貢獻度嚴重背離，這顯然是不正常的。

　　賈康指出，縮小行業間收入差距，最主要是要建立起充分的市場競爭環境，打破一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壟斷。目前我國壟斷行業的主要特點是具有濃厚的行政壟斷色彩，而并非市場自然壟斷。因此，調節收入差距，根本上還在于政府通過深化改革、減少管制、打破壟斷。

　　楊志明：人保部正配合財政部等部門研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近日表示，人保部目前正在配合財政部等部門研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據了解，發改委擬定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也已經上報國務院，其中一項就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今年第三次向政府建言：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到5000元，并且將來還應有更大提高空間。他的建議同時得到了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等人的贊成。

　　楊志明表示，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情況是，高收入階層都遠遠超過了起征點，而中低收入階層大量在這個起征線附近。提高個稅起征點后，可以減輕大量普通勞動者的稅務負擔。

　　不過，就提高個稅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說法，賈康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表示，個稅起征點經過兩次調整后，從原來的800元提高到了2000元，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從60%降至30%以下。也就是說，70%的工薪階層納稅人已不用再交個人所得稅。如果再次提高個稅起征點，很多低收入群體根本享受不到實惠，反而是高收入者受益遠遠大于低收入者。

　　“這種逆向調節顯然與政策初衷相悖。今后可以通過改進現行所得稅稅率設計，來減輕中等收入階層的稅負，而高收入層面應該繼續實行高稅率。這樣，有助于更好發揮個人所得稅應發揮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賈康說。據了解，除提高個稅起征點外，改變個稅納稅單位呼聲也日益提高。譬如，同樣是每月4000元工薪收入的兩個家庭，一個家庭的兩個成員都為2000元的工薪收入，不需要納稅；而另一個家庭只有一個成員有4000元的工薪收入，則需要納稅，其結果顯然是不公平的。為此，有委員代表提出，應該對當前的個稅單獨申報改為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征收。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城鎮人均收入為17175元，農村地區為5153元，城鄉收入比為3.33比1，較2008年的3.31比1有所擴大，且已擴大到1978年以來的最大水平。

　　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表示，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并為此連續出臺了七個“一號文件”，農民收入也確實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來自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拉大。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關注。

　　劉永好：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必須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富潤集團董事長趙林中認為，近年的投資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農村獲得的金融支持與服務相對不足；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土地被征用，但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農民外出打工受自身文化、技能等多方面限制，工資性收入也比較低。這些都是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

　　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表示，今年將通過一系列措施來提高農民收入，要保持農民收入6%以上的增長。這也是縮小城鄉差距、增加農民收入的保障。

　　具體措施包括：一是通過產業發展，調整結構和提高農業效益，充分挖掘農業內部的增收潛力。二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裝備水平的提高，不斷夯實農民持續增收的基礎。三是通過引導農民外出就業，鼓勵農民就地、就近轉移，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著力提高農民非農收入。四是通過認真落實各項強農、惠農政策，積極拓展農民收入來源。五是通過推動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社會事業的發展，來逐步優化農民的增收條件。六是通過深化農村土地、農村經營等體制、機制的改革來創造條件，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進一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繼續實施重要農產品臨時收儲政策，讓農民得到更多實惠。促進農民就業創業，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進一步加大扶貧開發力度。

　　總理報告提出，要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普遍認識到，制度缺陷造成的灰色收入干擾了國民收入的正常分配。有委員指出，在初次分配領域，灰色收入導致要素配置扭曲，造成低效率并影響未來經濟發展。在再分配領域，灰色收入造成國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該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孫貴保：要調整和創新公共資源配置機制，實現公共資源公平而合理的配置。嚴格限制政治權力參與社會分配。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寧夏區委員會主委孫貴保表示，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城鄉居民之間、各行業之間、區域間收入差距擴大，社會收入分配關系尚未理順，某些領域分配秩序混亂，不規范以及非法收入較為嚴重。

　　他建議，要調整和創新公共資源配置機制，實現公共資源公平而合理的配置。使各個地方、各個階層的人都能普遍分享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的利益。嚴格限制政治權力參與社會分配。加大反腐力度，嚴厲打擊腐敗行為，同時要構建嚴密的權力監督和運行機制，保障權力的廉潔運行。

　　全國人大代表、怡和控股集團董事長王剛表示，一些國企利用資源和政策優勢獲取巨大收益，但國企上繳紅利喊了好幾年卻一直進展緩慢，大量收益都留在企業內部，為國企員工和高管的高收入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