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4日，銀監會與央行聯合下發了《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旨在通過民間信貸方式，扶持中小企業更快更好發展，同時也給一直處于灰色地帶的民間資本一次沐浴陽光的機會。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一年多時間里，雖然小額貸款機構如雨后春筍般萌生，但因為利率上限、融資，小額貸款公司發展得并不那么如意。

　　為小企業解決融資難題

　　在大型銀行“偏愛”國有基建項目的背景下，如何補齊中小企業融資難這塊短板，早已引起金融界的廣泛關注。小額貸款公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僅以浙江省為例，目前，在全省96家小額貸款機構登記貸款的微小企業約有32000家，一年多時間里，累計貸款超出500億元。這些小額貸款公司的平均收益率達到了12%-15%。而山東省小額貸款公司已經發展到34家，累計發放貸款約23億元。

　　截至目前，北京已設立20家小額貸款公司，覆蓋東城、崇文、朝陽、海淀、豐臺、石景山、房山、通州、大興、昌平、懷柔、平谷12個區，注冊資本達18.85億元。自2009年3月首家小額貸款公司興宏公司成立以來，截至11月末，共有8家正式對外放貸，累計達4.92億元。

　　除了迅速搶占市場外，經過一年多的試水，小額貸款公司也漸漸明晰了自己的方向，尋找到了有別于銀行和其他金融業態市場的經營模式。

　　總體來看，目前小額貸款機構一類是定位在城市，以市民和個體工商業者為主要貸款對象的“城市”小額貸款機構；另一類則是結合“三農”主攻農村金融市場。

　　競爭手段靈活簡便

　　在商業銀行專設中小企業貸款部、消費金融公司應運而生的當下，小額貸款公司如何在市場上進行自我定位，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業內普遍認為，在同一個利率水平下，由于小額貸款機構的門檻低、方式靈活成為了很多中小企業、個體商戶的融資渠道，造成銀行的中小企業貸款收益沒有小額貸款機構高，這就決定了銀行在這個領域做不過貸款公司。

　　記者通過江川金融的小額貸款業務了解到，在過去的一年其客戶以中小、微小企業，個體商戶為主，貸款期限多在3個月至1年左右，最短一個月，方式靈活、手續簡便，是這類機構與銀行差異化競爭的關鍵，并可根據企業狀況在一定期限內給予最高授信額，其貸款方式除銀行慣用的抵押貸款外，還有銀行慎用的信用貸款，這對缺乏抵押物的優質中小企業和個體商戶來說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它們的燃眉之急。

　　記者在走訪幾家受益企業及個體商戶后了解到，在北京，小額貸款公司有效地滿足了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填補了以往城市金融的盲點，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成為中小企業、個體商戶新的“輸血”通道。小額貸款機構以“小額、分散”為原則，單筆款基本在100萬元以下，服務對象覆蓋科技型、加工型、服務型和商貿型等各類企業。

　　利率上限規定致“無利可圖”

　　采訪中，北京某小額貸款公司的負責人給記者算了一筆賬：2000萬元注冊資本金，按全年90%的使用率，月利率按當前貸款基準利率的4倍17.7%。計算，全年利息收入為382.32萬元。按照5%的營業稅、1.5%的城建稅、3%的教育稅附加、25%的所得稅繳納稅費，稅費共計約為122.82萬元，占到了全部利息收入的32.12%。按有關規定，計提貸款余額的1%作為一般風險準備金18萬元計入成本，扣除所得稅，實際為13.5萬元，如形成不良貸款還應計提專項準備。實際稅后利潤為246萬元，這還不包括房租、營業費用、管理成本等。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幾乎無利可圖。”該負責人略顯無奈。

　　關于是否取消利率上限的爭論在業界一直存在。由于小額貸款公司的服務對象風險本身較高，因此此前政策給出了最高不超過基準利率4倍的上限，作為公司區別性制定貸款利率的合法界限。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條法司司長周學東在出席中英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研討會時表示，修訂后的《貸款通則(征求意見稿)》已基本形成，央行正計劃會同有關部門取消對小額貸款公司貸款利率上限的規定。

　　業內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士認為，從貸款機構的社會功能上講，小額貸款機構和民間貸款組織不應當承擔底層百姓救濟的責任，因此它們主張利率完全市場化。

　　利率上限實際已被“潛規則”

　　然而，記者從業內了解到的情況是，這一上限的設定并不具備實際執行的基礎。事實上包括一些正規金融機構在內，按日按月的短期拆借資金換算為年化利率之后，可能也會超過4倍，還要求抵押和擔保；小額貸款機構經營的產品具備更高的風險，因此獲得更高的風險溢價也符合市場原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小額貸款公司董事長告訴記者，他的公司注冊資本金是8000萬元，成立半年來，他只貸給行業內急需大額資金的同行，貸款期限最長不會超過半年，月息一般是6%到8%，求貸者還排隊等候。該董事長說，額度大、期限短、月息高，這基本上是行業內的潛規則，如果按照人民銀行的文件要求去做，早就關門了。

　　“個人認為不應當設上限，”北京某小額貸款公司高層向記者坦言，“其實，從我們公司的實踐看，幾乎所有的借款人都會自我衡量財務成本，核算利息，如果他認為合算就接受，如果不合算就不借款。”

　　因此，從利率市場化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的話，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也一直在起作用。

　　“現在很多民間短期借貸利率都超過基準利率4倍上限，今后為小額貸款公司取消這一限制，一方面有助于提高這些機構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好地規范民間借貸市場。”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說。

　　眾所周知，小額、小范圍的這種借貸方式自古有之。江川金融服務公司高管指出，如果國家在一定條件下放開了利率，收編規范了社會各類貸款機構，高利貸是很難生存的，所謂的高利貸，完全是在不公平、不公開的非市場環境中滋生的。

　　只有利率完全市場化，建立公開、透明的融資環境才是讓地下金融“陽光化”的根本之策。

　　融資限制導致無米下炊

　　按照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相關辦法，此類公司主要資金來源為股東繳納的資本金、捐贈資金，以及來自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融入資金。

　　與此同時，小額貸款公司的融資規模僅限定注冊資本凈額的50%。其中雖然并沒有限制公司通過資本市場融資，但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人事司司長韓平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因為缺乏貸款損失的撥備制度，小額貸款公司在無法保證資本金完整性的情況下，有關部門無法放開對小額貸款公司的再融資限制。

　　而“只貸不存”的經營模式中最大的問題是難以從金融機構融到資金，僅依靠股東提供的資金經營，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小額貸款公司業務的持續發展。

　　據了解，目前小額貸款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三條路，即通過理財方式、股權或債權私募方式以及資金合伙方式，十分有限。

　　“兩會”呼聲：提高融資比例

　　在利率和財務杠桿的雙重限制下，加上稅務負擔，小額貸款公司長期的利潤率不可能太高。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開發銀行前副行長劉克崮在其“兩會”提案中提出，“應當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小額貸款公司的融資比例，將資本金與融資額的比率由1：0.5逐步提高到1：1或1：2”。

　　該建議一旦被采納，就意味著未來注冊資本在5000萬元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通過正規渠道獲得5000萬元甚至1億元的資金。另有人士呼吁，能夠從銀行體系獲得低廉的批發貸款，滿足其規模擴張需求。事實上，在深圳、廣州等地，已經有部分銀行在摸索與小額貸款公司進行長期批發貸款合作的路徑。

　　江川金融一位負責人也指出，目前資金來源是禁錮小額貸款機構發展的一個瓶頸，但是如果放任一個沒有經驗和技術的公司去社會上肆意融資，那將是十分可怕的，會危及社會人群的利益，嚴重者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動蕩，動搖國家經濟發展的根基。該公司董事還建議，比較可行的、而且為實踐所證明的方式，可以考慮采取相關金融監管部門對貸款機構進行備案，設定具有限制性金融牌照，考核其經營業績、風險控制能力等，不符合指標者予以淘汰，符合考核指標者給予資金來源等方面的支持。

　　助推民間信貸站在陽光下

　　央行副行長蘇寧在“兩會”期間對媒體表示，中小企業融資難一直是世界性的難題，央行希望各商業銀行更加關注對小企業和農村的貸款。

　　“現在有一些商業銀行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成立中小企業事業部等。同時，我們也在積極推動建立小額貸款公司，推動發行中小企業集合債等。在民間借貸方面，央行正在起草放貸人條例，意圖也是為了規范各個方面，包括民間融資，促進各種資金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蘇寧表示。

　　而在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工商聯副主席吳江林看來，向銀行轉化中的政策限制才是小額貸款公司發展中的最大困難。小額貸款公司如果轉化為村鎮銀行，必須要有銀行機構入股且持股在20%以上，一方面是小額貸款公司不愿意銀行機構入股，另一方面銀行機構也不一定愿意入股，造成兩難局面。

　　同時，政策對小額貸款公司向村鎮銀行轉化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內控指標限制和資產比例限制，即使轉化成功，小額貸款公司“短、平、快”的特色也將難以發揮，也就失去了成立小額貸款公司的初衷。

　　對此，全國工商聯在《進一步推動小額貸款公司發展的提案》中呼吁，建議在全國范圍內明確小額貸款公司金融企業定位，按照農村信用合作社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減半，營業稅按3%征收”的優惠政策征稅，提高小額貸款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時，對經營業績較好、風險控制得當的小額貸款公司放寬其從銀行融入資金的比例。

　　隨著經濟復蘇繼續向縱深發展，占全國工商注冊企業99%的中小企業的經濟活力也將大幅提升，為了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草根金融對草根經濟的支持還將在國民經濟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