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界人士和我國某些市場原教旨主義學者得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結論，不僅不可靠而且與中國制造業的現狀不相符

　　文/姜艾國

　　過去一段時間，西方政界人士和我國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學者一直在發表人民幣應當升值、而且升值對中國而言利己又利人的言論。他們大都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了，而且據此提出了不同幅度的升值建議。有的是希望升3%，有的則要求升值47%(后者是美國某議員提出來的)。在升值方式上，他們有的主張小步升值、逐步到位，有的則希望大幅升值、一步到位。但升到何處才算“到位”，他們大都給不出科學的具體數據。

　　從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情況看，日元曾經采用漸進式與跳躍式升值互相交替的辦法，有些時候緩慢升值，有些時候卻突然大幅升值(其中1985年9月至1987年底共升值了97.5%)。但無論哪種方式都滿足不了美國不斷追加的欲望，無論升到哪個高位都到達不了所謂的由市場力量來決定的“位置”。

　　而且，日元匯率從最低360:1一直升到最后的100:1，美國的逆差狀況、日本的順差局面也基本沒有改變過。最后，依靠市場力量過度調節、過度“摸高”，日本經濟自1990年之后就陷入了近二十年的低迷狀態。

　　從理論上看，有些升值論者所持依據是貿易順差和國際收支順差太多，有些則根據換匯成本或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推算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從西方政界人士和我國有關市場原教旨主義學者的文章看，他們的主要依據是購買力平價理論，但由于因子、參數、權重均各不相同，所以他們得出的人民幣升幅建議也不盡相同。不論他們采用什么模型，得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結論都是不可靠的，與中國制造業的現狀也是不相符的。

　　購買力平價理論有前提條件

　　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前提是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其價格反映其真實成本。但實際上，我國的水、電、煤、油價格均未市場化；工業用地基本上是優惠企業的；企業本該承擔的環保和安全生產設施投入較少；部分中小企業仿造未全額付出技術專利費用；藍領工人的收入偏低等。

　　尤其是制造業生力軍——近1.5億農民工的工資未包含正常需要的城鎮購房開支和足額養老醫療保險，企業生產成本外部化的代價是環境污染、農民工利益受侵害、貧富分化加劇以及社會日趨不穩定等。

　　所有這些，既使中國出口商品成本被人為不合理地壓低，又使購買力平價理論失去應有的前提條件。以此為由來推動人民幣升值，不僅太過盲目，還會妨礙上述問題的逐步解決。

　　以順差為由施壓并無出路

　　過去30年國際制造業大量向中國梯度轉移。在中國總出口中，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所占比重高達60%，加工貿易出口所占比重多達50%，都是國際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證明。由于加工貿易具備大進大出的特點，人民幣升值既減少了進口成本，又增加了出口成本，一增一減互相抵消，因此，人民幣升值對加工貿易影響不大，對減少其順差基本不起作用。

　　升值對中資企業出口和一般貿易雖然有負面影響，但2009年中國的一般貿易卻處于逆差狀態。據商務部統計，去年我國加工貿易順差高達2646.4億美元，比總體貿易順差還多出685億美元，而同期一般貿易卻錄得40.4億美元的逆差。

　　在人民幣升值對加工貿易順差影響很小、一般貿易又逆差的情況下，以收窄順差或貿易收支平衡為理由來要求人民幣升值同樣沒有理由。推動人民幣升值，既解決不了加工貿易順差較大和國際制造業轉移的問題，又會傷害中資企業和民族品牌。

　　順差較多關鍵是收入分配不合理

　　中國外貿順差較多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內需不足或儲蓄率偏高。內部消費和投資不足會導致產品外溢、進出口出現順差。撇開投資不講，中國的外貿順差從宏觀上看確實與內部消費不足有很大的關系。但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內部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機制不合理、藍領工人收入太低、農民工收入未包含其城鎮生活成本以及三農問題未解決好。

　　要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必須大力推進勞保、社保及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必須加大勞工保護，提高中下階層的收入水平；必須堅決遏制房價，切實解決三農問題、醫療問題和教育問題。

　　顯然，在解決這些問題時，人民幣升值是幫不上忙的。不僅如此，如果迫于國際壓力貿然升值，還會壓縮中資企業和一般貿易企業的利潤空間，迫使企業主反過來收窄藍領工人的利益，從而進一步加劇貧富分化、內需不足及貿易失衡等矛盾。

　　傳統制造業經營已比較艱難

　　我國傳統制造業的優勢正在逐步喪失。據商務部組織的調查，服裝、紡織、玩具、五金、家具、家電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利潤率很低，大都只有1%～3%。如果人民幣升值3%，相當多的企業將因此而虧損。針對此項調查，個別學者認為，人民幣升值幅度大于3%之后盡管企業會陷入虧損，只要經過幾年的努力，企業仍會消化掉這些成本，重新錄得盈利。

　　在短期內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基本不可能的情況下，實際上企業只能選擇侵占工人利益這條路。這對從根本上解決內需不足和貿易失衡問題是很不利的，對社會穩定和政權鞏固也非常不利。除了未估計到后果外，持此論者恐怕并沒有注意到我國傳統制造業優勢正在逐步流失的情況。

　　事實上，由于過去幾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已累計上升21%，沿海各省市的房價、地價猛漲，傳統制造業的生產成本已大幅上升，生存已越來越艱難。上海、寧波、溫州、紹興、東莞一帶制造業多位企業主紛紛告訴筆者傳統制造業“已沒有多少玩頭了”。尤其是房價持續上漲并呈泡沫化狀態，對制造業構成的沖擊是非常明顯的。

　　例如，廠房租金和商業用房租金上漲、工人加薪需求很強烈(工廠不加薪，工人就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就承擔不起日益增加的生活負擔)，以及資本因制造業微利而大量轉投房地產行業等，以致如浙江杉杉、蘇泊爾等企業，目前就已轉向以房地產開發為主。

　　根據美國《商業周刊》去年5月份的問卷調查，2003年中國制造業產品的成本平均比美國要低22%，但到2008年底已收窄至只剩下5.5%。其主要原因就是人民幣升值21%以及工資和房價上漲。正因為生產成本在過去幾年持續大幅上升，有些企業才不得不將無法消化的成本轉嫁給工人。

　　由此可見，我國制造業目前正面臨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原來的優勢正在因成本持續上升而逐步喪失，所謂的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說法不僅與事實不符，而且還可能因誤導決策而進一步削弱制造業的競爭力，并傷害廣大藍領工人的利益。長此以往，我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將更加困難，貧富分化等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將因此而明顯增加。這難道就是那些市場原教旨主義學者和投資銀行的部分華人經濟學家所愿意看到的結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