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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配改革劍指國有壟斷

　　對壟斷行業的高薪高福利進行有效調節，不僅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更攸關社會公平與正義

　　本刊記者/王家敏

　　2010年兩會前后，“收入分配改革”密集出現在官方表達和民間討論中。2月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談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把“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放在了首位。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但是，由發改委牽頭制定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下稱《實施細則》)仍未見出臺。3月初，坊間流傳該《實施細則》被國務院退回修改的消息。

　　針對此傳聞，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透露，“改革需要全盤考慮，下半年國家各部委和社會各層面將會集中討論，細則應該在2010年底前出臺”。

　　“調高”思路

　　收入分配格局調整正式提上議程在4年前。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

　　這次會議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提低、擴中、調高”的初步思路。其中，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調整則被部分學者稱為“調高”深水區，幾年下來進展乏善可陳。中共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中兼顧公平的要求，即弱化權力在要素市場的支配關系，減少行政壟斷干預，通過擴大公共決策減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幾率。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

　　這意味著，2009年下半年出臺的相關調控政策與監管辦法將進一步完善與落實。包括去年9月下發的《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11月首先在冶金、電力、石油石化、航空等四個行業啟動的國企工資總額預算管理改革。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認為，該改革的核心在于盡可能剔除壟斷因素對工資收入水平的影響，“進一步清理整頓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過多過濫的津貼補貼，整頓壟斷行業過多過濫的福利待遇、補充保險等”。

　　壟斷行業的高薪高福利，一直遭人口誅筆伐。近年“兩會”諸多議案、提案都與此相關。原勞動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2006年披露，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3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實際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據國資委統計，2006年中央企業利潤總和達7500余億元，同比增長近20%，其中大部分的利潤都來自石油、煤礦、電力、交通、電信等壟斷行業。2007年《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要求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資源型企業按凈利潤的10%上繳；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類企業按凈利潤的5%上繳。

　　上述《意見》實施以來，已有多名人士提出應當上調比例并擴大使用范圍。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長期以來，壟斷國企的稅后利潤沒有全民共享。現在政府完善社會保障的改革，首要問題就是缺錢，但國企利潤上繳用于全民福利的步伐太慢。”

　　今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中央提交了《關于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建議》的提案，指出2008年電力、石油、煙草等壟斷性質的行業職工平均收入已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5～10倍，提出應將國有企業利潤納入財政預算。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主任高強也在此期間表示，利潤上繳目前覆蓋范圍還比較小，只限幾個行業，國有企業稅后上繳比例還比較低，稅后利潤分配還不夠規范，“今后應逐步擴大覆蓋范圍，提高上繳比例，規范企業稅后利潤分配。”

　　而全國人大代表李永忠更是提出，“(相比民營企業)按照解決就業的比例來換算，國企應該上繳90%的利潤，用于解決現在的民生問題。”

　　國資委研究中心相關負責人就此回復《中國新聞周刊》，“關于國企利潤上繳比例的問題，需一定時間的準備。”財政部財政研究所所長賈康透露，“上繳資金的用途，在必要情況下可能向更大范圍民生轉移。”

　　3月24日，國務院常委會信息顯示，中國將從經濟布局與行業準入著力，鼓勵民企參與國企改制，深化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改革開放。這意味著發改委醞釀的“促進民間投資20條意見”即將亮相，民間資本可能涉足壟斷行業、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各行業利潤率與行業間收入水平或將改寫。

　　充分博弈

　　“如果窮人永遠窮，中產階級始終中產，那任何人都沒有夢。”楊宜勇認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背后，不僅是深層次的體制問題，與中國社會文化亦有關聯，“日本一些公司，管理層與底層員工工資差距不過三倍，中國一些企業則有70倍的差距，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差距恐怕不會有收入差距這么大。”

　　反觀部分國家的改革經驗，只有當每個人公平分享社會資源，富人、中產、窮人相互尊重，社會利益才不會固化，矛盾也容易化解。

　　“收入分配調整不僅是政府政策，每個人都不能做改革的看客，”楊宜勇提出自己的主張，“比如企業員工不能等著國家文件漲工資，也不能只盯著工會主席，需要提高自身的談判能力，建立有力的工會，聘請談判專家、會計師、律師等專業人士解決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經濟學家鄭功成也主張，惟有經過民意的充分博弈，收入分配改革才可能均衡兼顧各個群體的權益。

　　據了解，《實施細則》并不排除征求公眾意見的可能。楊宜勇提出，公眾應當淡化文件本身，積極參與改革的討論與推進，拿出成文的意見，“《勞動合同法》征求意見時，外資企業普遍參與，有的甚至提交了三五百頁意見，而中國一些民營企業只是滿腹牢騷，但法律剛施行，他們就要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