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天似乎總是帶來新鮮的訊息。在4月1日出版的《求是》雜志今年第7期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財政部長謝旭人的兩篇文章，發出了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信號。

　　過去二十多年中，政府和企業在收入分配中占比逐步擴大，而居民收入在G DP中的占比持續下降。與此相應，我國G DP雖然快速增長，但G DP中消費的占比持續降低。勞動者收入偏低、占比下降一直是遏制消費的重要因素。

　　由此，這輪收入分配改革，或將實實在在地提高居民收入，進而促進消費規模擴大與結構升級。

　　收入分配改革啟動

　　在4月1日出版的《求是》雜志今年第7期上，溫家寶總理發表文章《關于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提出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溫家寶指出，當前，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時候。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盡快扭轉城鄉、地區和不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防止兩極分化，再次分配須更重視公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溫家寶尤提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為此，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將重點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研究適時開征物業稅。第三，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打破行業壟斷。等等。

　　作為上述措施的一部分，與之相應，溫家寶強調要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為此將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大社會保障投入。

　　同一時間，財政部長謝旭人撰文稱，財政部正研究開征社會保障稅，并且今年將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通過逐步提高我國直接稅的比重，更好地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積極運用稅收手段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表示，由現在的社保費轉向社保稅，改制過程不會太難。

　　對此，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接受本報采訪表示，官方的上述表態，意味著我國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即將啟動，并將以縮減貧富差距、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為目標。為擴大加強社會保障而進行的社保費改稅，是與之相輔的。“現在只是開端，”肖耿說，“還需要一個過程。”

　　重點或在增加工薪階層的收入

　　盡管如此，肖耿認為，收入分配改革乃至稅收改革的首要點，應該是降低稅率、增加大多數居民的收入。肖耿分析，目前我國居民尤其是廣大的工薪階層整體收入水平偏低，相反繳納的稅費較高。以社保費為例，占到基本工資的40%，其實比例已經很高。因此，肖耿認為，最關鍵的是要想辦法增加工薪階層的收入，而這或許也是溫家寶總理所說的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的必由之路。

　　要增加工薪階層的收入，在肖耿看來，首先是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提高人力成本。而要提高人力成本，就必須降低整體稅率。其次，是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通過稅收來調節不合理的收入，尤其深化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改革。肖耿舉例說，比如房地產行業、電信行業等，就應該重新分配其收入。

　　而從官方表態中，明顯可看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跟擴內需、調結構密切相關。發改委有關人士接受媒體采訪表示，作為增強內需的重要抓手，發改委正在抓緊研究調整和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切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

　　要消費，就得有錢。事實上，今年已經出現工資上調的趨勢。繼廣東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4月1日，浙江省也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上海市月最低工資標準從960元調整為1120元，增加數額為歷來之最；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8元調整為9元。杭州市(不含蕭山、余杭區)職工月最低工資標準，由960元提高到1100元，非全日制工作最低小時工資標準由8元調整到9元。

　　而最近密集發表的研究報告也普遍認為，我國勞動力成本已開始進入上升通道。中金公司發表報告認為，我國農村可轉移剩余勞動力為數已經不多，正逐步從過剩走向結構性缺乏。由此，工薪階層尤其是低收入工薪階層的工資上調，已不可避免。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 促消費升級

　　中金公司最近發布的報告認為，在我國，勞動者收入偏低、占比下降一直是遏制消費的重要因素。從1990年代初至今，居民收入占G DP的比例已從原來的55%下降到目前的略高于40%的水平，而對應的則是消費在G D P中的占比從49%下降到37%左右。

　　那么，在調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導向，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既定趨勢下，我國的內需消費能夠有效擴大嗎？

　　中金公司認為，從日本的經驗看，增加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提高勞動者薪酬，可明顯拉動消費，進而促進產業轉型。

　　上世紀60年代之前，日本出現了嚴重的城鄉“二元化”問題。同時，國民收入增長遠低于G D P的增長速度，個人消費增速明顯落后于投資與工業增長速度。為此，日本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具體內容包括，以城鎮化的方式和提高農產品價格的方式提高農民收入；肯定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以保證其發展的方式提高工人收入。

　　日本進入1960年代后，隨著勞動者報酬的改善，制造業規模相對萎縮的同時，服務業規模迅速擴大。服務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在1960-1970年間從39%提高到45%，到1980年占比進一步提升到53%。由此看出，消費占G DP的比例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關系密切，表明收入分配向勞動者傾斜有利于促進消費。

　　中金公司近日發表的報告認為，中國的消費升級或將遵循以下路徑：

　　飲食方面的消費支出占比將下降，但在外就餐和飲料的支出增長將好于飲食平均增速；衣著消費的整體增速不突出，但升級，消費品牌化、高檔化。

　　住房相關支出保持快速增長，家庭耐用消費品的進一步普及，對舒適、美觀、清潔、方便等方面的需求會增加；汽車、燃油、汽車保險、航空、通信設備以及通信費用支出均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增速高于平均。

　　康樂方面，對醫藥、醫療設備及醫療服務的需求隨收入水平提高，對文教、娛樂的需求會加速增長，支出占比提升。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認為，隨著收入分配改革深化，當居民收入切實提高的時候，消費升級才會隨之而來。（辛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