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財政部長謝旭人在華盛頓出席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發展委春季例會，中國取得兩大收獲：一是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占比2.77%提升至4.42%；二是中國成為世行第三大股東國。消息傳來，國人理當欣喜，沒有中國國際地位和經濟體量的雙雙提升，就不會有上述兩大階段性收獲為我所有。

　　國際金融危機后，發展中國家要求與發達國家平等分享世行投票權的呼聲再次集中釋放。本次會議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共渡讓了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其中1.65個百分點渡讓給了中國。投票權就是話語權，發達國家豈肯輕易渡讓？此乃全球政經版圖變化使然。金融危機以降，世界經濟“一超多強”大格局雖未發生根本逆轉，但發達國家經濟難以快速提振，融資能力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復蘇活力再現，增資能力明顯增強，由是，發達國家所渡讓的投票權之超過一半給了中國，背后由中國成為世行第三大股東國作依托，以及中國經濟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良好表現作支撐，猶如水到渠成勢所必然，從一個側面為世界加速向多極化演進作了最新注腳。

　　在中國加入世行30周年之際，中國成為世行第三大股東國，當并非巧合。甭管人們持何種立場，作何種評價，“增股擴權”為中國入世行30周年紀念討了彩頭。吉祥話不必多說，但有一點國人當引以為豪——沒有32年來持續改革開放，哪有中國今日在世行地位提升？

　　中國加入世行后前25年，世行共向中國放貸385億美元，為中國250余項重大工程建設(其中相當部分是民生工程)提供資金支持。近5年來，世行貸款著重于中國的生態建設、西部開發、環境保護、扶貧脫貧，所受益的資金總額在同期同類項目中仍居發展中國家前列。中國與世行并無特殊關系，要說緣分，主要是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成就深深打動了世行管理層，并對全球經濟發展走向產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用世行的錢利率較低，效益較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好處尤其明顯。中國良好的國家信譽，使世行對中國放貸情有獨鐘。筆者并不否認，“轉型中國”在資金使用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包括浪費、欺詐及腐敗風險，但國人切忌把存在的問題絕對化，“矮”中取“長”，爭取更“長”，才是國人應當具備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行文于此，不妨對世行作些許知識性梳理：世界銀行依據1944年夏“布雷頓森林會議”簽署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于次年底成立，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銀行”，它與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起，共同構成聯合國下轄的世界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其184個成員國共同對世行資金籌措和使用負責。從其降生起，就試圖扮演“全球扶貧”角色，但受制于美國在世行“一股獨大”，世行前30年作為有限。世行后30年漸入角色，與大規模參與和支持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發展密不可分。進入新世紀，它則把重點置于實現聯合國全體成員國“新千年發展目標及可持續扶貧”。

　　“增股擴權”后的中國，與世行的合作翻開了新頁。此前，中國是世行貸款的主要受惠國；往后，中國除繼續受惠于世行外，還須學會并承擔起更多的支持欠發達國家共同發展的責任和義務，包括減碳、國際扶貧、為欠發達國家在世行內部爭取更大的平等分享重大決策權，等等。(魯寧 上海　財經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