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日前接受中工網采訪時表示，當前備受關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關鍵在于提高工人待遇。張建國稱，當前勞動關系矛盾增多，預示著盡快出臺政策措施，切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經刻不容緩。

　　收入分配已成影響社會穩定重要因素

　　張建國分析稱，近些年來我國出現了一些由勞動關系矛盾引發的群體性極端事件，如“通鋼事件”以及部分地區“出租車停運事件”，其重要原因是普通職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據前兩年的不完全統計，因收入分配和保險福利問題引發的勞動糾紛占勞動糾紛的65%以上，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

　　根據他列舉的數據，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全國總工會近期一項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部分企業經營者抵觸工資集體協商

　　目前，工人提高待遇最有利的工具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截至2009年，全國簽訂集體合同124.7萬份，覆蓋企業211.2萬個，覆蓋職工16196.4萬人。

　　但張建國也在采訪中坦陳，目前推動集體協商機制建設還存在諸多困難：一是有的企業經營者認為集體合同會束縛自己，害怕集體協商會帶來麻煩，因此有抵觸情緒；二是一些工會干部認為自己受雇于企業，開展集體協商無能為力；三是一些職工對集體協商不太關心，自我維權意識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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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低待遇差導致招工難

　　針對今年年初以來，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出現的“民工荒”，張建國認為 “招工難”的本質是企業利潤在經營者和勞動者之間的分配不合理、不公平，是一種畸形社會財富分配方式的直接體現，說明普通職工在收入分配上嚴重缺乏話語權。

　　張建國稱，全總已經注意到，出現“招工難”的企業一般是處于產業鏈低端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這些企業中，普通職工待遇低主要表現在勞動時間長、收入水平低以及工作條件差，“一些企業超時加班已成為普遍現象，特別是有些外貿訂單類企業，在生產旺季，普通職工一天要工作10至12個小時，每月加班超過法定的36個小時的現象也比較多。”

　　根據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收入方面，2005年廣東省總工會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工資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超過一半的進城務工人員只能靠加班加點獲取更多一點的工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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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省份年內調最低工資

　　今年1月22日，江蘇率先宣布，自2月1日起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地區從850元調整到960元，漲幅約為13%。之后，浙江、廣東、福建、上海、天津、山東等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過20%。

　　4月23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言人尹成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季度有7個省份已對最低工資標準做出調整，其中，最高檔平均調整幅度達17%左右，還有20個省份計劃將在2010年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記者李靜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