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觀察

　　如果相關改革不提速,如果相關法律法規成為一紙空文,如果工會不硬起來當好工人的娘家人,如果工人的權利弱勢得不到根本扭轉,依然資強勞弱,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連降的趨勢就難以遏抑

　　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日前接受中工網采訪時表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5月12日《新京報》)

　　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連年下降,并非新聞,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報告就曾顯示,我國勞動力報酬占GDP的比例處于低位,1990年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個百分點。盡管這組數據與全總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提供的數據稍有出入,但劍之所指有共同之處,即勞動報酬占GDP的比例處于低位。進一步而言,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是以“勞動力報酬被低估,工資被利潤侵蝕”為代價的。

　　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連降,釋放危險信號。首先這與體面勞動背道而馳。“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要切實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建立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完善勞動保護機制,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體面勞動的一大題中應有之義,即是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

　　　其次,加大貧富差距。日前有媒體報道,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已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貧富差距拉大絕非虛妄之談,而且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的趨勢。而這種態勢,顯然與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連降有極大關系,當一線職工的收入不升反降,自然貧富分化。

　　最后,這將影響社會穩定。這一點,全總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并未諱言,我國出現了一些由勞動關系矛盾引發的群體性極端事件,如“通鋼事件”以及部分地區“出租車停運事件”,其重要原因是普通職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據前兩年的不完全統計,因收入分配和保險福利問題引發的勞動糾紛占勞動糾紛的65%以上,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國家相關部門早已針對解決收入差距、遏制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連降的趨勢拿出了不少措施。但遺憾的是,這些措施并未得到有力貫徹執行,或者說遭遇了種種阻力。比如,嚴控企業高管收入,總不免受到一些高管的軟抵抗,一大表現就是堤內損失堤外補,表面看來收入被約束了,但各種職務消費居高不下。比如,國家要求提高勞動者待遇,但企業或一些地方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各種借口不執行,有時拿金融危機說事,有時拿企業壓力大說事。再比如,工人提高待遇最有利的工具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目前推動集體協商機制建設還存在諸多困難,企業經營者認為集體合同會束縛自己,因此十分抵制。

　　顯然,如果相關改革不提速,如果相關法律法規成為一紙空文,如果工會不硬起來當好工人的娘家人,如果工人的權利弱勢得不到根本扭轉,依然資強勞弱,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連降的趨勢就難以遏抑。(秦淮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