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名副其實的“最低工資調整年”，但最低工資的調整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掌聲。專家認為，原因有三：一是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增加了企業成本，反過來工作崗位就會變少；二是相比GDP增速，最低工資增速聊勝于無，甚至有些不進反退的味道；三是在GDP三大塊中，政府收入增速過快，有擠占勞動者收入“嫌疑”

　　分子不敵分母

　　1月22日，江蘇率先宣布，自2月1日起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地區從850元調整到960元，漲幅約為13%。之后，浙江、廣東、福建、上海、天津、山東等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過20%。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11個省區市調整了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整幅度達17%左右。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言人尹成基介紹，還有20個省份計劃將在2010年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然而，全國大范圍最低工資調整幅度存疑。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日前對外界表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假如GDP為分母，那么勞動者的報酬則是分子，分子的發展速度遠遠趕不上分母的速度。”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對《國際金融報》記者一語道破天機。

　　三塊收入細算賬

　　中低收入階層工資的改善幅度遠遠趕不上社會發展的速度，對此，孫立堅認為，問題出在要素分配上。“要素分配包括勞動力分配和資本分配，我國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應該以勞動力分配為主，但現在中國目前有向資本分配傾斜的趨勢，勞動者得到的報酬相應減少。”

　　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宋頌興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居民收入是GDP的三塊蛋糕。在企業利潤上升不明顯情況下，政府財政收入增幅則高達30%，遠超GDP的增長速度。“本來歸勞動者的那份蛋糕被切去了，非常明顯。”

　　宋頌興認為，在GDP的三大塊中，企業必須獲取利潤，政府收入也有稅法等法律保障，只有勞動者收入處于最弱勢地位，除了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之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組織和法律對其加以保障，需引起足夠重視。

　　產業升級為根本

　　據不完全統計，近兩年，因收入分配和保險福利問題引發的勞動糾紛占勞動糾紛的65%以上，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

　　“當務之急是要先增加居民的總體收入，政府該讓利的要讓利。”宋頌興建議，在讓勞動者得到應得的那份大蛋糕后，再進一步細分人群，通過調整所得稅轉移分配，調節過高收入，提高最低收入，分食小蛋糕。

　　孫立堅則從宏觀層面提出了“三步走”對策，第一步加快推進城市化、國際化進程，充分創造就業機會；第二，對金融體系嚴加監管，控制資本密集行業中的金融泡沫，預防產業資本空洞化，提高勞動者分配權力；最后，加快產業結構升級，使勞動力在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地位不可替代。

　　兩位專家均認為，一味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推高企業成本，這樣一來，企業就不干了。”孫立堅提醒。 (劉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