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輪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即將召開之際，人民幣升值問題，出口管制及貿易摩擦問題，能源、氣候變化議題，環保問題等也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為此，本報特別約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雷衍華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楊毅博士和能源專家芃蕓，就業界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觀點碰撞。

　　對話力爭取得更大共識

　　問：上一輪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的成果落實情況如何？

　　雷衍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討論長遠性、全局性、戰略性問題的平臺，在雙邊關系中的地位僅次于國家元首會晤機制。從對話機制的發展歷程看，確定哪些是具有長遠性、全局性、戰略性的議題其實并不容易，為這些問題找到解決方案并就方案達成共識當然更加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話的議題沒太大變化其實是件好事，說明雙方對核心問題的把握能力更強了，對話機制更成熟了，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的可能性更大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長遠性、全局性、戰略性問題也不能沒有短期的、局部的、具體的解決措施。在第一輪對話，雙方就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經濟結構調整、金融體系改革、貿易投資開放、國際金融機構改革、能源環境氣候合作等方面達成了很多共識。從過去一年的情況看，對話成果的總體落實情況還算不錯。例如，5月上旬中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由2.77%提高到4.42%，這就將雙方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的共識落到了實處。

　　問：本輪對話在議題上會有何側重？

　　楊毅：從上一輪對話的背景來看，當時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仍未消除，因此突顯經貿領域議題的重要性。但危機總有消除的一天，氣候變化、能源合作對于人類未來的影響卻是異常深遠的，因此這一領域中美雙方應展開更加深入的協商，力爭取得更大的共識。

　　雷衍華：本論對話仍將主要圍繞原來的經濟復蘇、結構調整、市場開放、能源氣候環保等議題展開，但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對話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比如說，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方面，去年的著眼點主要在于保增長，今年可能會更關注討論刺激計劃的退出。

　　人民幣升值問題這不是貿易失衡的主因

　　問：美國在本輪對話中重提人民幣升值問題是個大概率事件，未來中美雙方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是否會達成共識？

　　雷衍華：在當前的形勢下，中美雙方就人民幣匯率問題達成共識或妥協的可能性并不大，甚至可以說，美國繼續糾纏只會使問題更加復雜，這團亂麻會越來越難解開。

　　過去一段時間，中方通過各種渠道就結構性失衡與人民幣匯率問題闡述了立場觀點。中方認為，美方的統計數據夸大了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國的順差很大一部分是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果；美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加劇了雙邊貿易失衡；貿易逆差是美國經濟的內在特點決定的；逆差并不意味著美國利益受損；人民幣升值不是貿易失衡的關鍵。中方這些觀點是有理有據的，在展現事態全貌、表明政策立場、引導市場預期、掌握輿論先機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要看到，我國目前仍處于被動應付狀態，相關工作需要集中于駁斥人民幣升值論，如何促進世界經濟再平衡、緩解總需求不足等實質性問題上，我們還沒有正面提出系統的解決方案。目前，“再平衡”是國際社會的強勢話語，總需求不足是各國共同面臨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反對人民幣升值又不提出替代性解決方案，不符合外界對中國的期望，有損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軟實力。

　　在疲于應付升值壓力的同時，我國實際上已經找到了解決結構性失衡、緩解總需求不足的根本辦法。但遺憾的是，這種辦法目前主要被當作一種國內政策，而沒有在對外經濟工作中充分利用。早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就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要求把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和基本立足點。今年初，中央又發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的動員令，突出強調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見成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調整需求結構，擴大內需，降低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就此而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人民幣升值，二者所針對的現實是一樣的，而且前者顯然比后者更高明。因為前者著眼于在發展中解決問題，而后者則是一種強行重分蛋糕的行徑。因此，我國可以考慮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核心內容，就再平衡、總需求不足等問題正面提出一套系統的解決方案。我們要讓經貿伙伴相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是根本出路，各國應共同努力，相互協調配合。主要經貿伙伴應當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迫使人民幣升值、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競爭力，將嚴重打擊我國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的努力，不利于解決當前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

　　放寬對華出口管制拓展高科技領域合作空間

　　問：美國的出口管制制度以嚴厲著稱，而中國又是其重點關注的管制對象國。雙方在本輪對話中如果繼續探討這個議題，是否會取得一些實質性成果？

　　雷衍華：嚴厲的管制削弱了美國高科技產品的競爭力。從中方的統計數據看，2001年美國產品占我國高科技產品進口額的18.3%，到2008年則下降到了7%。而美方數據顯示，2002年至2008年間，對華出口占美國高科技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由4.64%提高到6.79%。兩國統計數據存在這種差異，除雙方對高科技產品的定義方式、統計口徑有所不同之外，主要是由于美國沒能很好地抓住中國相關產業快速發展的機遇。比如說在新能源領域，風力發電機葉片使用的碳纖維材料被美國納入出口管制范圍。2007年，我國碳纖維產能還相當有限，急需進口相關設備，美國企業雖然獲得了這方面信息，也具有很強的技術優勢，但受制于嚴厲的出口管制制度，這些企業沒能抓住這次機遇，在2年之內幾乎喪失了中國市場。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呼吁美國放寬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中方的呼吁總算得到了美方的響應。1月27日，奧巴馬提出要在“出口倍增計劃”的框架下推進出口管制改革。4月20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出面公布了“四個單一三步走”的措施。出口管制改革為兩國拓展高科技領域的合作空間提供了廣闊前景。我們期望，雙方能在本輪對話中繼續探討這個議題，力爭取得一些實質性成果。

　　芃蕓：總需求不足是當前各國共同面臨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摩擦加劇應該說是可以預期的。就中國而言，隨著貿易地位上升與產業結構升級，日趨頻繁、更加激烈的貿易摩擦，可能已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我們認為，出現爭議時，相關各方應爭取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協商不成的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應盡力避免動輒加以制裁。在維護自由貿易原則，防止摩擦演變成保護主義方面，中美兩國不僅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對其他國家具有標桿作用。借助戰略經濟對話這個平臺，中美雙方就妥善處理貿易摩擦問題表明立場、達成共識，是有重大意義的。

　　能源合作將帶動新消費方式的普及

　　問：加強雙方在新能源領域的合作，是否會成為本輪對話的一個焦點話題？

　　芃蕓：中美能源合作并不是一個新議題，早在中美建交之前，兩國就意識到能源合作的重要性。1978年，美國能源部成立的第二年，第一屆能源部長就率領16名技術專家訪華。1979年鄧小平同志訪美時同卡特總統簽署了第一個涉及中美能源合作的協定，即《中美科學技術合作協定》，這個協定成為之后30多個雙邊環境和能源協定的框架。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由能源出口國向進口國的轉變，中美能源合作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迫切性日益增強。中美能源合作也逐漸走向機制化、成熟化，先后創立了中美能源政策對話、中美石油和天然氣行業論壇等雙邊合作機制，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則把中美能源合作明確定位到戰略層次，就多個重要議題同時展開談話的一攬子式對話機制，也進一步凸顯了能源合作同其他重大全球性議題的關聯性，特別是氣候變化問題。

　　去年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成果主要體現在發展清潔能源合作以及非常規天然氣開發合作兩個方面。2009年7月中旬成立了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11月奧巴馬訪華期間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同意在未來5年對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投入至少1.5億美元，兩國各出資一半，優先研究課題將包括建筑能效、清潔煤及清潔汽車。在清潔能源合作方面，美國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同奧巴馬上臺后提出的新能源戰略是一致的。雖然發展清潔能源有利于節能減排，有利于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但是也必須進一步考慮美國能源政策轉變的深層戰略意圖。目前美國在新能源領域站在技術和道德的高點，在全球范圍內大力推行低碳經濟，除了公開宣傳的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之外，更是美國創立全球能源新秩序的戰略舉措。

　　在非常規天然氣開發方面，中方的合作意愿是比較強的。天然氣是一種重要的清潔能源，具有較高的環保效應，是最具發展潛力的化石能源，目前諸如埃克森美孚、雪佛龍等一流國際油公司均把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定為戰略發展方向。根據2009年BP能源統計，中國天然氣儲量2.46億立方米，約占世界總量的1.3%，但這一儲量統計沒有包括頁巖氣、煤層氣等非常規天然氣。目前通過初步地質勘探，已證實中國具有巨大的非常規天然氣資源潛力，但是受制于開采技術，目前尚無法實現商業化開采。而在非常規天然氣開發上，美國早已走在世界前列，通過技術突破極大降低了開采成本，目前美國已經基本實現天然氣自給自足。中國如果能夠充分利用沉睡的非常規天然氣資源，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能源安全的壓力。

　　楊毅：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從5月16日起開始訪問中國，為即將舉行的第二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啟前奏。從駱家輝訪華涉及的內容看，擴大美國清潔能源技術的對華出口，加強雙方在新能源領域的合作，是一個主要議題。相信在即將開始的第二次對話中，這一問題也必將成為一個焦點。從新能源技術出口的角度來講，中國肯定是一個最大的市場。在美國著名對華問題專家李侃如教授看來，清潔能源合作比氣候變化合作在操作上更容易實現。

　　氣候變化是個很大而且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感情色彩的國際政治議題，而清潔能源合作涉及更多的是技術層面。這方面合作的成功也會成為中美兩國關系的一個突破口。從過去的經驗看，兩國關系波折不斷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互信，特別是對彼此戰略意圖難以把握。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將使更多的技術人員參與其中，通過技術層面的合作，推進兩國關系的發展，不失為一條新的路徑。而且能源對于社會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中美兩國推動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將帶動新的消費方式的普及，隨著能源的生產和消費方式的改變，經濟的增長方式也將隨之改變，這與我們現在所提的科學發展觀是不謀而合的。

　　氣候變化良好的合作將推進互信

　　問：氣候變化議題為何如此引人關注？

　　楊毅：針對氣候變化議題，上一輪中美對話雙方草簽了《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識。時隔不久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美兩國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了明顯的分歧，成為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在多邊對話協商的場合，中美兩國代表在這一問題上不同的國家集團的立場，出現這種分歧也在所難免。但在兩國的雙邊關系上，這一問題確實是難以回避的，特別是哥本哈根會議使得全球氣候談判出現了新格局，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必將吸引外界更多的關注。

　　問：中美雙方在氣候變化問題方面的合作將有何種深遠意義？

　　楊毅：從國際層面上看，美國和中國分別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被認為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兩國又都沒有實質性參與現有國際法框架下的溫室氣體減排。在國內層面上，中美兩國又都在不同程度地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內政策和法律，并分別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中美關系中，兩國的價值觀不盡相同，國家利益也各有追求，這使得中美兩國要建立深入持久的戰略合作就必須在一些關鍵議題上取得顯著的突破。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所具有的國際和國內層面上的共性為兩國在這一問題上進行合作提供了堅實基礎。

　　奧巴馬自執政以來，大力推行綠色新政，已采取了很多措施推進氣候治理并相當重視中美在這方面的協調，應該說氣候能源議題就像經貿關系一樣已成為推進中美戰略互信的基礎。不但如此，氣候變化的良好合作效果還可以充分帶動中美關系中其他領域性問題的解決，最終全面推動中美戰略互信關系的步伐。在具體操作上，美國推行綠色新政需要一個適應調整的過程，這離不開中國的配合。中國的立場甚至可以從外部推動美國采取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因此兩國如果妥善處理好這一問題，它甚至會成為中美合作中一個推動雙邊關系發展的新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