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糾紛司法途徑不應缺位

　　“對于基金糾紛，為什么只能是仲裁？為什么仲裁地不能放在其他地方、選定其他的仲裁機構裁決？為什么不能有司法解決糾紛的方式？仲裁需要雙方當事人都同意，可格式合同卻使基民在購買基金時別無選擇。”某知名維權律師向記者分析說。

　　記者采訪的多位維權律師均表示：“基民作為一方當事人，在自己權益受損時，有理由選擇司法途徑，請求法院追究相關當事人的法律責任，而且法院的二審終審制，對基民維權來說更重要。現在的格式合同，限定基金糾紛只能交由仲裁方式解決不妥。”

　　他們認為，基民作為一個龐大的利益群體，其維權的方式應該多樣化，司法解決是不可缺少的途徑。現在的問題是，作為監管層要重視基民維權對基金業發展的重要性，支持幫助基民維權，對于現存的單一格式化合同應進行修訂，增加司法解決糾紛的方式。同時，司法部門應當積極研究基金業方面的法律關系，監管部門應與司法部門聯手，出臺有關基金糾紛的司法解釋，為基民選擇司法途徑維權提供司法保障。

　　基金公司責任不應被忽視

　　據業內人士介紹，在上投摩根唐建老鼠倉案件中，上投摩根對于市場傳言先是矢口否認，在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時則表示，唐建的行為“屬于個人行為”，公司已經對其進行開除處理。同樣，南方基金公司的王黎敏也在被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后，被公司除名。而在今年融通基金的張野被發現大建老鼠倉之后，監管部門在作出行政處罰時站出來為基金公司開脫，稱這是張野的“個人行為”。

　　“難道基金經理建老鼠倉，板子只打在基金經理身上，基金公司一點責任沒有？就不該向基民承擔法律責任？這次發現的幾起老鼠倉，作案之時就在基金公司內部，基金公司有關負責人毫不知情？”有法學專家對此很不以為然。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對此進行了深入地研究。他認為，依據證券投資基金法第97條規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專門基金托管部門的從業人員，違反本法規定，給基金財產或者基金投資者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老鼠倉行為是損人利己的侵權行為，也是違背信托義務的背信行為。老鼠倉行為直接給基金投資者造成了有形和無形的財產損失。這種財產損失表現為被老鼠倉人員掠奪的投資利益。行為人要對受害基金投資者承擔賠償責任。同時，基金管理公司也應就其失信雇員的行為承擔替代責任。

　　劉俊海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基金投資者是與基金管理公司之間存在有償信托、營業信托關系的，而不是與基金公司的某個員工。基金管理公司對基民承擔民事責任的法理依據在于替代責任理論。這在證券投資基金法中有體現。該法第83條規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職責的過程中，違反本法規定或者基金合同約定，給基金財產或者基金投資者造成損害的，應當分別對各自的行為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因共同行為給基金財產或者基金投資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同時依據民法通則第43條規定，“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

　　他認為，對于基金公司發生老鼠倉行為的，基民要求維權時，基金公司不能推脫責任。

　　張遠忠向記者分析說：“要真正維護基民合法權益，讓基金公司對老鼠倉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最好的辦法就是，證監會應當對于發生老鼠倉基金公司發行新基金進行限定，規定其在一定時期內不得發行新基金。有了這種規定，不信基金公司對此還會漠視，聽任員工建老鼠倉。”

　　基民作為一個龐大的利益群體，其維權的方式應該多樣化，司法解決是不可缺少的途徑。現在的問題是，作為監管層要重視基民維權對基金業發展的重要性，支持幫助基民維權，對于現存的單一格式化合同應進行修訂，增加司法解決糾紛的方式

　　開放式基金合同格式都差不多，在關于糾紛的解決時，均表示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解決。正是這一紙格式合同，使基民維權難上加難。（記者 周芬棉）

　　作為一項全新的法律糾紛，應當采用普通程序，而不是采用簡易程序由獨任仲裁員裁決

　　要真正維護基民合法權益，讓基金公司對老鼠倉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最好的辦法就是，證監會應當對于發生老鼠倉基金公司發行新基金進行限定，規定其在一定時期內不得發行新基金，還要追究基金公司領導責任

　　老鼠倉不徹底解決，基金難有發展；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既需要監管層加強監管，又需要基民積極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