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因群體的盲從導致的浩劫一再發生，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盲從釀成的危機更是頻頻，所以我們有必要對“盲從”這宗罪多檢討一點。

　　盲從在股市中的角色及其影響的軌跡，我在北京大學的匯豐商學院指導一些雙學位碩士生曾做過一個時間序列分析。跟蹤了兩年(從2006年7月初至2008年6月尾)，其間剛好滬深股市經歷了罕見的大牛市與罕見的大熊市。在一家全國性大券商的數據支持下，我們得到了兩萬個散戶的隨機樣本在整個兩年周期內逐日的交易數據，分析結果和我們預期的一樣，個人在市場里高度互動，氛圍合適時便傾向演變成盲從，其間個人要維持其獨立思考很不容易，至于如何審時度勢，以便更好地擴大自身利益，就更難乎其難了。

　　我們常常聽到“昨天大跌，XXX億財富一夜之間被蒸發”之類聳人聽聞的驚呼，但幾乎沒有聽到過“昨天大漲，XXX億財富一夜之間被臆造出來”的警告。其實后者的提示很有價值，也更真實。只因沒有哪個股民愿意聽，這打擊收視率，媒體不作如此報道。就此一層，不難明白，所謂“信息不對稱”乃來自于人性的偏好，原本就是不對稱的。而在這類契機出現時，定會有一些高手來教訓盲眾的，不妨把他們稱為股市的“佐羅”。他們雖無“劫富濟貧”的高尚，對“股市群體盲從癥”卻是一種有力的針砭。

　　“市場先生”(借用巴菲特和格蘭漢姆的概念)在太得意或過于失望時，會成為“佐羅”們“反其道而行之”的參照物：在股民陷入過于貪婪或過于畏懼的狀況，證券價格和企業的內在價值就有了顯著的背離，市場上就會出現風險緩沖厚實、盈利前景寬廣的價值投資良機。據索羅斯的兒子自述，索羅斯是個天生的佐羅。索公子告誡說，別聽他老爸胡扯什么“反射性理論”， 老索天賦的異稟是，鐘擺即將回擺、行情丕變的前一刻，他的背會劇烈地疼痛起來。這成了他判斷市場盲從是否到了極點的根據。

　　那么其他那些不具備索氏異稟的佐羅們，又如何行事呢？要成為佐羅，過人之處是擺脫“盲從”的人性，而不在技術和智慧上。我這里來介紹兩位身手不凡的新佐羅。

　　第一位是52歲的約翰·鮑爾森，原來籍籍無名，在CDS一役中成名后，在全球投資界已是盡人皆知。為了不和前美國財長漢克·鮑爾森混淆，這里稱他作J.P。 J.P狙擊市場的盲從洪流，2007年個人賺得40億美元，替他的基金另外賺了50億。J.P的事例在兩個月前出版的新書《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操盤手》里有詳細報道。

　　2006年初，J.P對次貸衍生品刺激下房價狂漲深感不踏實，和他一位新雇員P聊起他的顧慮。P當晚花了幾個小時搞出一張圖表，次日向老板解釋其顧慮是很有理由的：1975年至2000年美國房價增長年率刨去通脹后只有1.4%，但在此后的5年，年增長竟達7%，大約要下跌40% 才能回歸到歷史的“理性水平”。而按以往房市的經驗，這類回歸往往要跌穿回歸線方肯罷休。

　　J.P 如獲天啟，立即著手實施狙擊計劃。他的方略沒有任何創新成分，技術上也簡單之極：買進價格低得荒唐的次貸抵押債券的違約保險產品，因為當時流行的看法是其違約概率極低(有種說法是十萬年還不一遇)。有趣的是，他把想法向潛在的投資人說明，包括德意志銀行、貝爾斯登、美林、高盛，還有他母校的哈佛投資基金，幾乎無不遭拒；拒絕的理由是，如果J.P的思路不生效果的話，一年有可能虧損到8%。2006年夏天，J.P終于湊了1.47億美元——他自己和親朋的錢，開始運作。剛要起步時，高盛一位大牌經理來訪，細聽了J.P的方案后連連搖頭。那位大牌剛走，J.P馬上下令，堅定不移，繼續大買。這下顯出了“佐羅”的本色：唯有眾人、尤其是頂尖的聰明人皆醉，獨醒才有大贏的機會。

　　果然，2007年2月，J.P的基金獲利就突增至66%， 7月更高達76%。跟著J.P干的年輕人P也賺得了自己的“第一船金”：2007年他和太太外出度假，太太在提款機里突然發現他們的賬戶里多了4500萬美元——先生年度分紅的第一筆獎金，她還以為銀行錯誤地多打了兩、三個零呢！

　　J.P能不能繼續他的佐羅傳奇呢？他認為下一個狙擊的目標應該就是美元，而做多的是黃金。但他的很多客戶并不認同，并提款他移，令J.P的基金規模縮小不少。但J.P堅持黃金在今后三、四年里將有驚人表現。我們且拭目以待。

　　第二位新冒尖的佐羅是泰伯，他與J.P殊途同歸。J.P的狙擊是在貪婪橫行的關鍵時分，而泰伯則是在畏懼彌漫的當口果斷進擊。泰伯創立并掌管的基金(Appaloosa)2008年虧損了25% ，這在危機時期尚居中游水平，趁著市場普遍畏懼，交投冰潔，投資人紛紛跳船之際，他毅然亮出佐羅之劍，結果敗部復活，高奏凱旋。泰伯在2009年2-3月間的果斷進場，以三元錢買入美洲銀行、一元錢不到買入花旗集團，并買入20億美元之多的商業地產抵押債券，其價格當時已低得慘不忍睹…… 泰伯2009年的業績是，基金獲利70多億美元，他個人紅利超過了25億！ (孫 滌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