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績好，拿高點也就罷了，但這個新文件，好像除了將高管高薪披上合法的外衣外，并沒有業績下降時是否應該減薪乃至罰薪以及如何減薪罰薪的規定？！如果國企利潤下降乃至虧損，政府還要繼續給予補貼，而高管們依然繼續享受原有高薪，這樣的制度設計豈不將國企變成了高管們的取款機？實行這樣的制度，國企高管的管理能力、職業操守又怎么可能提高呢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果沒有金融危機，也許人們根本無從知道企業高管們到底拿了多少錢，即使一不小心，高管們的薪金被曝光，很多人也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制度允許的，而且這些人拿那么多錢，是因為他們從事的是高智商、高風險、高回報的職業，支付他們高薪物有所值。直到危機爆發，人們才發現，原來高管們的高薪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更讓人氣憤的是，就是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在全體公民勒緊褲帶的時候，一部分企業高管們依然心安理得地拿著高薪，甚至拿著納稅人的錢發獎金，或者借“會議”之名搞豪華旅游，而高管們的自我辯解就是上面提到的這些理由。當我們知道這一切時，我們才發現，這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有缺陷的，這些高管們在享受高薪的同時，其實他們的管理能力乃至他們的職業操守是有問題的。

　　亡羊補牢，未為晚矣。美國率先提出的限薪令有兩點值得后來者借鑒：其一，由國會通過立法限薪；其二，凡是接受政府資助的企業必須接受限薪。與之相比，中國的限薪姍姍來遲，而且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

　　2004年，國資委曾出臺過國企高管薪酬的相關規定。金融危機發生后，金融國企首當其沖，財政部首先出臺了金融類國企的限薪令。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又原則性通過了國企高管薪酬的規范性文件，據說，這個文件出臺后，以前的文件都要以此為準。從中不難發現，關于國企薪酬制度，基本上是由行政部門的規章組成的，而且這些行政部門大都是國有企業的主管部門，也就是利益相關方，再有就是政出多門，各家自掃門前雪。即將出臺的新辦法，其中規定，國企高管的年薪將由國資委等國有資產監管部門對每個企業的薪資單獨計算。繞了一圈兒，還是回到了國資委手里，等于自己給自己開工資。

　　中國的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因此涉及國企監管包括高管薪酬等方面的問題，從法理 上言之，是否更應該由全國人大通過立法加以規范？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事實上，它們在很多方面享受“超國民待遇”，比如，他們基本上處于市場壟斷地位，它們享受著國家的特殊政策，它們擁有與眾不同的資源，換言之，在中國擔任國有企業的高管，要比在美國擔任跨國企業的高管不知要輕松舒服多少倍。作為政府任命的企業官員，他們搞關系的能力高過管理能力豈止幾倍。理論上，國企高管大致等同于國家公務員，考慮到他們從事的是經濟活動，可以適當多拿一些錢，但從縱向比，不應該比公務員高很多，從橫向比，不應該比企業員工高太多，當然也不能向私企靠攏(私企高管們比他們不知要辛苦多少倍)，更不能同國際接軌，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輕松又舒服的高管怎么也不能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跨國公司的高管們平起平坐吧！將出臺的文件規定，國企高管薪酬主要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中長期激勵三部分組成。這么算下來，很多人不會更少，只會更多，受到限制的恐怕只是一小撮千萬級薪金的高管，“實施新辦法后，國企高管的薪酬并不一定會下降”，已有知情人士透露了底牌。業績好，拿高點也就罷了，但這個新文件，好像除了將高管高薪披上合法的外衣外，并沒有業績下降時是否應該減薪乃至罰薪以及如何減薪罰薪的規定？！如果國企利潤下降乃至虧損，政府還要繼續給予補貼，而高管們依然繼續享受原有高薪，這樣的制度設計豈不將國企變成了高管們的取款機？實行這樣的制度，國企高管的管理能力、職業操守又怎么可能提高呢？ 據說，即將出臺的新規定，只是針對中石油這樣的國有獨資或者控股企業的高管薪酬，類似于中國平安這樣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其高管薪酬不在上述文件規范之列。接受政府資助都要接受限薪，其中有國有股份怎么就可以不管了呢？雖然國有股可能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只是小股東，也可能國有股并沒有派管理人員進入企業，但作為股東，也應該有權對企業高管薪酬提出限制，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之時。實際上，除了純粹的私營企業外，只要是上市公司，理論上都是公眾公司，都應該接受股東和股民的監管，不管這個股東或股民是國家，還是老百姓。為何將這部分企業排除在外？很顯然的理由是，國資委只能管下屬國企高管的薪酬，混合所有制企業基本上不在他監管范圍之內，國資委自然無權為其設計規定薪酬制度，這就進一步說明，國企薪酬最好還是由人大通過立法進行監管。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方面，收入差距也應該保持在一個恰當的水平上，如果不能對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薪酬作出規定，至少也應該從二次分配入手，通過提高所得稅稅負，開征遺產稅以及高消費稅等種種手段，減少超出社會容忍度的高薪，鼓勵企業高管更多地將高薪用于公益慈善，用于生產性開支，而不是個人揮霍浪費上。(陳雪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