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賄賂”大行其道的內在邏輯

　　8月1日，國內媒體刊發《全球不干膠巨頭被曝在華賄賂地方官員獲警方合同》后，3日，艾利丹尼森美國總部發言人David Frail承認，該公司發現少數員工的可疑行為，在經過調查后隨即向美國證交會和司法部報告了這些違法行為。這家美國公司的總部不僅老老實實地向美國證交會主動匯報此事，并且心甘情愿地接受20萬美元的處罰。(《重慶晚報》8月10日)

　　又是跨國公司在華行賄，又是率先在境外被曝光，這樣的結局已經讓人產生審丑疲勞了。只是，讓人深感苦澀的是，談到美國公司總部的旗下公司為何能如此大膽地賄賂中國政府官員，有報道稱，“大膽行賄只因中國處罰輕”。這應該從兩方面看，一是因為國與國的法律體系不同，在彼國，行賄被嚴厲追究，在此國則有可能僅受微小處罰，這很正常。另一種可能，則是法律廢弛，行賄當然應被追究責任，這在哪里都是基本的法律準則，但在潛規則之下，行賄成為一種常態——大家都行賄，你不行賄就吃虧了，或者違法成本低，行賄了就可能拿到利潤豐厚的訂單，不行賄就是傻帽兒。

　　“大膽行賄只因中國處罰輕”，這是駐華公司的普遍心態還是少數人的心理寫照，抑或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潛規則，這當然需要甄別。但從一連串跨國公司行賄案來看，的確令人擔憂。曾幾何時，一些跨國公司確實在華享受超中資企業待遇，而且我們的一些法規或部門很多時候確實沒能發揮效力，這就導致一些跨國公司如此想像。

　　應該說行賄于法不容，但為何像流感一樣普遍？日前，著名企業家王石再次撰文談論為何行賄受賄在我們的社會泛濫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人們竟對不行賄報以深深懷疑。哲學家卡爾·洛維特有一段話：由于人們不斷被迫妥協，這種軟弱擴大為一種普遍的人格特質：一種由于對善的荒廢而來的罪行。這樣解釋有一定合理性，你不行賄就辦不了事，大家都行賄了，也就對行賄習以為常。在一個企業家論壇上，一名企業家嘉賓說，“王石先生不行賄，我很佩服，但那只是個案，因為在中國不行賄，一事無成，比如說我自己就行賄。”該嘉賓說完這句話，臺下300多位聽眾報以熱烈掌聲，而王石卻沒有贏得任何掌聲，由此很受刺激：行賄的反而成英雄了？

　　行賄者成為英雄，倒也未必，但行賄者罕有被追責的，并非新聞。在某市一次人大會議上，就有人大代表追問：“為什么行賄者受查處的不多？”顯然，如果中國人行賄罕有被追究責任的，那些跨國公司就必然更加認為和認同“大膽行賄只因中國處罰輕”。

　　值得玩味的是，艾利丹尼森公司亞太區傳訊部經理盧凱欣接受采訪時承認，其中國子公司為獲得訂單，曾數次以巨額資金向無錫研究所等中國相關政府部門行賄，因此得到利潤豐厚的警車采購合同。這就提醒我們，如果行賄者被其所屬國家追究了責任，那我們的受賄者——相關政府也更應受到我們的法律制裁吧？否則，跨國公司會怎么看？如果不及時捍衛法律尊嚴，他們必然愈加相信中國的法律太軟太虛。(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