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斷然終結“小煤礦”時代，大步推進“大煤炭經濟”的進程中，數千名“煤老板”面臨轉型之痛。全新的投資和產業領域，令他們手握的3000億巨資至今仍難以安放。(9月21日新華網)

　　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轉變，這是保持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但在這場蘊含著歷史必然性的時代轉折中，“煤老板”的轉型之痛令人深思，并給人諸多啟示。

　　其一，企業經營戰略須未雨綢繆。2008年以前，在煤焦產業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一些“煤老板”考慮到資源的不可再生性，主動轉型，搶到了先機。而2008年以后被動集體轉型的“煤老板”，再也難以找到先前那樣的良好投資機會和寬松的市場環境。作為不可再生資源的原油、金屬等生產企業，也應以此為鑒、早做打算，處于產業鏈低端的一些產業更應盡早升級，搶占產業制高點。

　　其二，產業對接需政府大力扶持。一方面“煤老板”手里握有巨額資金，卻找不到合適的投資項目；另一方面中小企業融資難，求“錢”若渴。這種一方“撐死”一方“餓死”的尷尬局面急需政府運用財政、金融、產業政策給予適當引導和推動，如建立真實、全面、快捷的信息共享平臺，采取措施擴大資金供求雙方的溝通與交流，實現產業對接。

　　其三，產業設置政府應嚴格把關。無論是產業轉移還是產業升級都離不開政府的宏觀指導，類似“煤老板”這樣的痛苦轉型誠然難以避免，但政府在小煤礦發展初期，如果因勢利導，轉型的陣痛可能不會這樣強烈。此外，政府在產業設置上的把關一定要謹慎，例如，目前從國外引入的垃圾焚燒處理技術，國外已經作為“夕陽產業”來對待，我們卻作為“朝陽產業”來引進，假以時日，垃圾處理產業可能又會上演“煤老板”式的痛苦轉型。

　　“煤老板”的轉型之痛早晚都將結束，3000億元巨資遲早也能找到投資方向。但是，以“煤老板”的轉型之痛為鑒，如何科學合理制定產業規劃，未雨綢繆進行資源配置、及時有效進行政策引導，卻是一個長期擺在地方政府和生產企業面前的重大課題，應引起足夠重視。(李志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