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的很多例子，比如說像中糧入股蒙牛，陜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強行收歸國有等案例均顯示出民營企業投資環境的惡化。國有企業不是靠自己的經營能力取勝，而是長期依靠一種壟斷、強權的特殊地位，占據優勢資源進行壟斷定價，對經營良好的民營企業進行強行兼并重組。

　　最近一段時期，國內外輿論最為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經濟領域中“國進民退”的“逆市場化”趨向愈演愈烈的態勢，然而在商界和學界，甚至對“國進民退”之概念本身，也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反應和態度。

　　從一般意義上說，“國進民退”主要是指在某一特定經濟領域中，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在關鍵性產業和一般性競爭產業中所占資本比重和壟斷程度大幅度提高，國有資產通過行政指令和權力干預而實施全面的戰略性兼并重組，進入具有基礎性指標意義的產業領域，而民營資本則被迫撤出或只能消極被動地接受官方所主導的重組兼并。

　　對于“國進民退”概念的理解，通常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上說，表現為國有企業在某些產業領域中市場份額的擴大以及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的縮小甚至退出。從廣義上說，除上述內容外，還表現為政府對經濟予以直接干預或宏觀調控之執行力度的加強。二者均具有強烈的“逆市場化”取向，與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根本目標背道而馳。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過去若干年變本加厲的“國進民退”浪潮(也有人稱之為“再國有化”)實質上是經濟領域中的一種復辟與倒退。

　　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步步緊逼，已經在所有重要的基礎性行業中占據壓倒性的主體地位，且集中度越來越高，如石油石化、鋼鐵、煤炭、金融、電信、鐵路、航空、教育等領域，其中部分行業在政府的強力干預和偏袒性保護下，已經成為坐收漁利的壟斷性暴利行業，它們普遍不思進取，缺乏國際競爭力，內部管理和監督乏力，頻頻出現管理與監督漏洞，為貪污腐敗、揮霍浪費和決策失誤提供了肆意泛濫的空間，引起了社會公眾的普遍質疑和不滿。

　　比如說近期內蒙古出臺了一個新的政策方案，即本地的煤炭私營企業必須與國有煤炭集團或者是國有控股合資煤炭企業進行整合，也就是被國有企業納入旗下。還有一個廣為關注的例子是山東的民營企業日照鋼鐵公司，被山東省政府所主導的山東鋼鐵集團強行“重組”了，雖然該企業做了很多的努力不想被兼并，但是最終也沒有辦法脫逃，還是接受了這樣違背民企意愿的結局。說到這里，大家不難聯想到前幾年江蘇“鐵本事件”的慘狀。

　　溫州本來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最活躍的地方，但今年上半年溫州的GDP只增長了3.5%，在浙江省排名是倒數第二，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為什么溫州變成了這樣呢？溫州的過剩資本大量向其他地方轉移，一部分進入了房地產行業，一部分進入了煤炭行業。現在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的大約600座私營煤礦，全部被納入國有大型煤礦重組兼并的行列，這樣溫州人在私營煤炭企業中占有的資本最終要被迫撤出，這一資本規模大約是兩千億元左右，溫州民營經濟受到重創由此可窺一斑。

　　最近幾年的很多例子，比如說像中糧入股蒙牛，陜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強行收歸國有等案例均顯示出民營企業投資環境的惡化。國有企業不是靠自己的經營能力取勝，而是長期依靠一種壟斷、強權的特殊地位，占據優勢資源進行壟斷定價，對經營良好的民營企業進行強行兼并重組。

　　國有企業的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上，或者如何進行創新，提高資本效率，降低運營成本，而總是想著如何利用壟斷勢力對民營企業進行兼并重組，與民爭利，侵占消費者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只好采取賄賂或者是勾結權貴的方式與權力部門合作，不得不違心地俯首稱臣。

　　筆者認為，“國進民退”的“逆市場化”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大多數經濟領域中企業所有權的轉換和資本效率、經營績效的降低，關鍵是這種復辟將會把中國經濟帶入到一場深重的災難之中，甚至可能引發有史以來中國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它將扭曲中國社會本已逐步展開的市場理性和資源配置機制，對依賴有序市場競爭的合法公民形成負面激勵，對包括調節國民收入分配在內的福利社會形成發展阻礙，對業已推進十幾年的市場經濟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

　　因此，“國進民退”這一“逆市場化”的大倒退，已經不是大家批評批評、議論議論而已，而是到了非要制止不可的地步了。(夏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