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出口產品頻遭貿易摩擦

　　●與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多有關

　　●調整經濟結構才是根本出路

　　●加快自主創新促進產業升級

　　近期，世界各國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救濟措施顯著增加，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貿易摩擦呈現快速上升態勢，越來越多的出口產品受到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的制約和懲罰，我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濫用貿易救濟措施最大的受害國。這與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中以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產品為主有密切關系。

　　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的特點是：主要依靠勞動力、土地、資源等的成本優勢和產品價格優勢生存；技術含量少、企業資金規模要求不高。因而，企業的進入壁壘低、退出成本也低，產品可替代性強。如果對中國產品實行貿易制裁，限制中國產品進口，可以很快在其他國家找到替代中國的產品；如果中國的成本優勢削弱，投資者可以迅速轉移投資，撤離中國市場，在其他低成本地區生產，然后進口以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這樣，使用貿易救濟措施、制裁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和代價較低，濫用貿易救濟措施才會越來越盛行。

　　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是我國應對其他國家濫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的根本出路，也是我國面對的長期戰略性任務。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不可能永遠在低端的制造業上分享微薄的利潤，必須調整結構，加快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謀求進入產業價值鏈的高端。

　　在調整經濟結構，謀求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如下幾個關系：

　　一是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系。企業生存是短期目標，結構調整升級是長期目標。目前，我國將有部分企業因為受到“特保”的限制而倒閉，他們連生存都成問題了，還談什么調整結構，在高端價值鏈上分享利潤呢？！“特保”等貿易摩擦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調整結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發展的方向。貿易摩擦和調整結構兩者之間存在著矛盾。短期的貿易摩擦可能導致長期發展的基礎喪失，比如短期內“特保”措施對我國企業將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企業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這時候需要政府的援助。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補救措施，比如提高出口退稅率，降低進口稅，幫助企業進行重組和整合，對其開發高端產品給予金融、稅收等方面的支持，推動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和產品結構的升級。

　　二是結構升級與利用外資的關系。我國對輪胎特保案的處理和“反制”措施可以穩定國外來華投資者的信心。外商投資與我國經濟結構升級并不矛盾，相反，對我國結構升級至關重要。30年來，我國在積極吸收外商投資中廣泛參與了生產全球化的進程，外商投資企業已經是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商投資不僅可以拉動GDP增長，增加國家稅收，擴大我國就業，而且通過與外資企業的競爭、合作、人員流動、信息擴散等途徑，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帶動著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國際貿易摩擦增加條件下，穩定外商投資，避免外資企業大量撤離我國市場，推動外資企業內移，發揮內地勞動力、土地等成本優勢，促進內地加速工業化進程和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并鼓勵技術含量高的外商投資，擴大外資企業技術溢出效應，對于縮短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周期，是十分重要的戰略選擇。

　　三是結構升級與條件約束的關系。在調整經濟結構、推動企業技術創新中，需要解決企業“不愿為”和“不能為”的問題。企業之所以停留在價值鏈的低端，不盡快開發新產品、新技術，調整投資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要么是有其他的更好的盈利手段和方式“不愿為”，要么是缺乏能力“不能為”，這又與其面對的約束條件高度相關。政府必須著力研究解決企業“不愿為”和“不能為”兩個方面的問題。

　　解決企業“不愿為”的關鍵在于完善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的制度條件，化解制度約束，使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能夠獲得更高的比較利益。 解決企業“不能為”的關鍵則在于提高企業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的能力，核心是協助企業化解技術創新的瓶頸。(桑百川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