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一周前剛結束對中國的訪問，美國商務部24日作出終裁，以中國油井管存在補貼為由宣稱將對相關產品實施反補貼關稅制裁，成為迄今為止美對華貿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聯想起前段時間美對華特保、反傾銷和反補貼等一系列曠日持久的“貿易戰”，令人不禁萌生奧巴馬的新貿易政策是否意味著美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的疑慮。

　　縱觀歷史，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根深蒂固。靜觀其變，究其根源，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是其體制內、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的綜合，也是全球化進程中美國“國家社會”與世界社會的磨合所產生的齟齬。

　　首先，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結構性矛盾提供了貿易保護主義滋生的平臺。眾所周知，“三權分立”構成了美國基本的政治體制，但與貿易相關的法案、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主要取決于以總統為核心的政府，和包括參眾兩院在內的國會。換言之，影響貿易法案和政策變動的途徑實際是“雙渠道的”。

　　具體而言，美國國會主要由民主和共和兩大政黨的議員共同組成，同時各議員可以不受其代表政黨的約束，保持意見的自由性。因此單名議員可以視為貿易法案和貿易政策形成的單元細胞。此外，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兩院制結構，實際上是為謀求各州實力和人口分布等各方面的均衡而設立的，因此其選舉制度上就賦予各個地方選區充分的主導權和決定權。由此地區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就可以通過地方議員的傳導機能，間接傳導至整個國會并影響其職能運作。同時，美國的法律允許大量的游說團體和個人存在，也為貿易保護主義滲透并影響國會的日常運作、派系對立甚至是議員的價值觀形成敞開了大門。

　　與此同時，雖然美國政府向來提倡“自由貿易”，但這只能代表政府一家的行為目標。政府與國會彼此間相互制衡和博弈的情況屢有發生。于是政府為實現某一特定的政策目標，就不得不放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政治立場，轉而與國會謀求“禮尚往來”式的妥協。此前奧巴馬的以通過對華輪胎特保案來換取國會對其醫療保險草案的贊成票的做法，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也可視為貿易保護主義及其主要代表美國國會的“勝利”。

　　除了政治體制以外，美國的“國家社會”與世界社會的摩擦也導致了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隨著美國所倡導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持續擴張，其自身的“國家社會”與世界社會不斷碰撞、交融。此時美國“國家社會”與其他“國家社會”發生價值觀及意識形態的沖突，從而導致美國式全球化進程的減緩或倒退，引發美國“國家社會”的不滿，進而演變為一種國家意志型的貿易保護主義。歷史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可理解為美國“國家社會”尋求自我保護的無奈之舉。

　　另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也源于美國的內生性矛盾。在貿易摩擦的研究中，貿易保護主義往往與民族主義相掛鉤。對于多民族構成、廣地域分布的美國而言，造成美國國內的各種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以地域性為典型特征的，而特定地域內的利益攸關方的多數群體就構成并代表了此地域內的特殊民族性。當美國整體社會的價值取向與地域社會的意志行為發生背離，就為地區性保護主義的形成創造了條件。這可以理解為，美政府經濟政策的滯后性，就為地域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找到賴以生存的現實土壤。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的瞄準對象往往局限于本地域范圍內、屬于夕陽產業中的個別企業，以此來借題發揮，將其普遍化、甚至民族化，以謀求保護形式的多樣化和影響的擴大化，達到改觀自身在整體社會發展中所處的劣勢地位的目的。

　　可見，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是由來已久的結構性問題，并將伴隨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長期存在下去。但貿易保護主義的最終結果還是會對貿易伙伴國及國內消費者造成巨大的傷害，因此緩和并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的惡化刻不容緩。 (陳友駿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