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家都在熱烈討論“國進民退”現象。支持者認為，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金融體系加上嚴格的政府管制，保障了我國在全球金融危機面前僅受到較小負面沖擊；而一些西方國家將金融機構“國有化”的舉措，更反證了我國這一制度安排的優越性。反對者認為，“國進民退”是對國有部門行政性壟斷的強化，是對市場競爭基礎的削弱，是一種體制上的倒退。中立者認為，“國進民退”僅是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這一特殊時期出現的暫時現象，也許過段時間又出現大規模“國退”了。遺憾的是，無論是支持者還是中立者，都回避了打破行政壟斷的問題。實際上，這才是討論“國進民退”的要害所在。

　　“國進民退”表面上是“國”與“民”的對立，實際上反映了行政壟斷與平等競爭的沖突。

　　首先，如果是平等競爭的市場主體，那么誰進誰退都很正常。進退與否不是姓“國”姓“民”決定的，而是優勝劣汰的結果，關鍵在于市場主體是否有平等的市場進入機會和競爭條件。但現在的問題恰恰在于：一些“國進民退”是在不平等競爭基礎上的結果。它們暴露了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行政壟斷權力不斷擴張與民營企業競爭條件愈發艱難的現實。既然初始競爭條件不平等，那么“優進劣退”的結果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討論“國進民退”的要害，務必要歸結到打破行政壟斷上來。

　　其次，黨的十七大報告早就超越了姓“國”姓“民”的爭論。報告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換言之，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都應該獲得平等支持。打破行政壟斷和促進平等競爭始終是改革的方向與“進退”的標準。可見，十七大報告已經指出，真正的對立不是在“國”“民”之間，而是在行政壟斷與平等競爭之間，是壟斷與反壟斷、競爭與非競爭的對抗。也即，凡是不利于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都應退；凡是有利于打破行政壟斷的，都可進。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民營企業盡管獲得很多支持，但始終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即各種名目的行政壟斷限制了民營資本的市場進入機會。這也是當前“國進民退”的主要原因。

　　一是打著“國計民生”、“經濟安全”與“意識形態”等旗號限制民營資本進入。

　　事實是，若論“國計民生”，糧食和住房這兩項最大的國計民生領域都高度市場化了；若論“經濟安全”，我國大豆、食用油和金融行業，哪項不關乎經濟安全？但大豆與食用油產業幾乎被外資壟斷，金融行業對外資開放力度也很大；若論“意識形態”，文化傳媒產業無疑是涉及意識形態的，但它同樣向各種資本敞開了。所以，這些旗號名不副實。

　　二是用“剛性需求的必需品”與“自然壟斷”等經濟學概念限制民營資本進入。

　　關于“剛性需求的必需品”，有觀點認為，醫療服務對于患者而言是必需品，公立醫院采用公共生產的方式，經濟剩余屬于國家所有，可以削弱其占消費者便宜的動機，減少對消費者的“剝削”。但首先，患者的剛性需求一定要以公立醫院形式提供嗎？眾所周知，人們對食品的需求更加剛性，但大部分市場供給者都是民營企業。其次，公立企業就不“剝削”消費者嗎？電信企業就是一個反例：電話有初裝費，有月租費，每次打電話還另有費用。這里面不乏對消費者的“剝削”。更有甚者是我國某些石油企業。國際油價漲了跟著漲(這叫“符合國際慣例”)，國際油價跌了不跟跌(這叫“適應中國國情”)，這就更給公眾以“剝削”的印象了。可見，真正導致消費者受“剝削”的原因并非“剛性需求”，而是行政壁壘導致的競爭與供給不足。尤其是，當行政壟斷與市場化、商品化結合到一起時，“質次價高”就更容易出現。

　　在現實中，越是與行政壟斷相聯系的部門，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性價比越低，而引入市場競爭的部門則往往相反。如醫療行業一直廣遭詬病，文化產業則呈現勃勃生機，這就是一對鮮明對比。前者可以看到比比皆是的老百姓“看病難”與“看病貴”現象，后者則能讓人體驗到“二人轉”、“郭德綱”、“海派清口”等文化現象的熱火朝天。再如2009年上半年許多國有鋼廠虧損之際，民營企業如日照鋼鐵照樣盈利18億元人民幣。又如，在民營企業進入之前，我國民族汽車工業在來勢洶洶的外國汽車公司沖擊下舉步維艱。直到1997年吉利汽車等民營“鯰魚”出現后，中國汽車消費者才越來越得到實惠。如果說上面舉例仍是個案，那么2008年9月次貸危機深化以來的宏觀數據更能說明問題。從全國看，2008年9月以來私營和集體企業各月的工業增長速度一直超過國有工業企業增速，且前者月增速多為后者2倍以上。從工業增加值看，以遼寧為例，2009年前三個季度，遼寧民營經濟增加值分別同比增長19.1%、19%和20.4%，遠高于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增加值的同比增速(前三個季度分別為-8.6%、-0.6%和-0.8%)。民營經濟能在金融危機期間取得如此佳績，誰的效率更高，不言自明。而且，如果扣除行政壟斷獲得的不合理利潤，那么民營企業表現只會更好。

　　關于“自然壟斷”，它是指大量固定成本與小量邊際成本并存的情況，源于規模經濟，即單位成本隨生產批量增加而下降。以前，很多行業往往以“自然壟斷”為借口限制民營資本進入，但最新理論表明，自然壟斷不是體現在整個行業，而是體現在某個或某些生產環節，而其他環節可以放開。如電力行業的電力生產環節及電力配送環節中的低壓配電環節，都不是自然壟斷。電力行業如此，水務、航空、鐵路等行業也都如此。而且，同樣是以“自然壟斷”來辯護，為什么水務行業能向外資開放、航空領域能向民營資本開放，而鐵路卻要保持國有壟斷地位？沒有理由令人信服。

　　實踐中，還有很多限制民營資本進入的理由。但事實上，幾乎不存在民營資本真正不能進入的領域。舉一個極端例子。中央銀行在多數人心目中屬于國家所有，但美聯儲大部分股本源于私人資本，日本央行也有一半左右股本來自私人資本。

　　說到底，有人在以國家利益為幌子，構造進入壁壘、形成行政壟斷，去實現自身的部門利益、集團利益甚至個人利益。這也許是他們限制民營資本進入的真正理由。

　　當前，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打破行政壟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有跡象表明，目前的“國進民退”存在著長期化的隱憂。一方面，各地政府紛紛爭奪央企“落戶筑巢”；另一方面，金融資源特別是信貸資源仍向大型國企傾斜。這兩種現象都有其深刻原因而不像是暫時的，同時它們都加劇了行政壟斷問題。因此，壟斷行業的改革(打破行政壟斷)應該是我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不僅有利于提高這些行業的效率，也使大量私人資本有了更多更好的投資渠道，有利于抑制資產價格泡沫。

　　何況，如果不打破行政壟斷，就談不上平等競爭。行政壟斷不是在市場競爭過程中或作為市場競爭結果的暫時的市場壟斷(如專利權)，而是阻礙競爭者平等進入的事前壟斷。競爭者有無能力進入是一回事，有沒有給他選擇機會是另一回事。行政壟斷通過權力造成在競爭起點無人競爭的局面，剝奪其它經濟主體平等進入的機會，會產生資源的無效配置，激發其它經濟主體的尋租行為和非生產性努力，導致腐敗。因此它與平等競爭原則相悖，與十七大精神不符，必須被改革，被打破。

　　不僅要打破行政壟斷，還要強化對民營經濟的服務，提高其市場進入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否則，雖然機會平等了，但競爭條件仍不平等。強化對民營經濟的服務要“多管齊下”。以金融服務為例，金融部門要創新組織形式和方式方法，加強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力度。當前，有必要加強對小額貸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的研究、管理和扶持。這樣不僅能強化對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而且能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提供機遇，促進“草根金融”的蓬勃發展。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盛松成 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行長、博士生導師，本報專家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