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次貸危機及全球經濟衰退爆發以來，為抑制出口下滑過快，防止出口企業出現大面積倒閉，中國被迫再次將人民幣匯率與美元牢牢掛鉤以保持幣值穩定。

　　上周末，歐元區和歐盟“三駕馬車”集體來華就人民幣升值等問題向中國施壓。所謂的“三駕馬車”，指的是歐元集團主席容克、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與歐盟委員會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阿爾穆尼亞。

　　當然，并非僅僅只有歐洲人如此盼望人民幣升值。事實上，美國國內也一直有人對此耿耿于懷，如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舒默和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最近就再次敦促美國商務部調查所謂的人民幣匯率“操縱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對此則要理性得多。近日奧巴馬的首次中國之行便刻意回避了人民幣匯率這一敏感話題；不僅如此，上月美國財政部也再次拒絕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

　　這一現象背后的邏輯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在更多的全球和地區政治、安全、經濟事務上需仰賴中國的大力配合。同時，對于美國來說，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只是保持匯率穩定，而并非蓄意貶值。拋開選舉期間的純粹政治考慮不談，美國精英階層中其實也有不少人心知肚明，就算是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只要美國民眾低儲蓄、高消費的習慣不出現根本改變，美國的貿易赤字就不可能顯著減少。因此，對于美國來說，在關鍵時刻祭出人民幣升值口號，除迎合國內一些利益集團的要求外，更主要的是作為雙邊政治、經濟博弈時的一個工具而已。

　　而歐洲的想法則要復雜許多。與美國的半遮半掩相比，客觀地說，歐洲的內外部壓力要大得多。站在歐洲的立場上，此時重提人民幣升值，似乎完全契合現實主義的內涵。

　　矛盾的根源要追溯到歐元的創建之初。對于歐元區成員國而言，單一貨幣的問世簡化了交易成本，極大地促進了區內貿易融合，但一種貨幣的背后，卻又潛伏著兩大隱患，這在經濟繁榮階段或許并不明顯，但危機一來便暴露無遺。

　　第一個隱患，是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問題。當歐洲央行代替各國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也就意味著各國失去了自主決定何時收縮貨幣、何時放松貨幣的權利。

　　由于歷史原因，德國在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制定上具有較大影響力，歐洲央行繼承了德國央行控制通脹優先的穩健作風，導致在整個反危機過程中，歐洲央行并不像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一樣敢于實行大膽的定量寬松貨幣。這就使西班牙、意大利等經濟韌性較為脆弱的國家深受其苦。

　　第二個隱患，是統一的匯率帶來的福利分配效應不同。理論上講，歐元的匯率水平應當是16個成員國貨幣實際匯率水平的一個折中，它必須綜合反映所有成員國的勞動生產率、貿易盈余等競爭力狀況。

　　如此一來，原來貨幣最堅挺的國家 (如德國)勢必成為最大受益者——假設西班牙和德國還分別以比塞塔和德國馬克作為貨幣的話，那么貿易收支方面的差別將導致馬克升值而比塞塔貶值。

　　統計數據也足以支持這一假說：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德國創紀錄地實現了175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有力拉動了其經濟迅速復蘇；而同期西班牙則出現了84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應當承認，歐元區領導人的焦慮是有一定現實理由的；從一個長遠的視角來看，這或許還將使英國、瑞典等西歐經濟強國徹底患上“歐元恐懼癥”，從而長期游離于歐元區之外。但歐元區的這種內部失衡更應通過其內部政策來進行調整，轉嫁給中國并不恰當。

　　我們更要看到的是，當前全球經濟衰退的陰霾并未徹底消散。近日爆發的迪拜債務危機便已顯露出冰山一角。一旦中歐之間因為短期利益而引發大規模貿易保護戰，對于全球經濟復蘇的信心將是毀滅性打擊。這既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也不符合歐洲的長遠利益。所以說無論是中歐還是中美之間的貿易分歧，最好還是通過對話來加強溝通，以獲得相互諒解，而非一味訴諸制裁和威脅來試圖達成目標。(劉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