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愿減排目標，這一與GDP相關的碳排放新概念——碳強度的提出，讓歐美國家在表示歡迎和支持的同時，也產生一些質疑之聲：“為什么中國不提出絕對減排量，而是提出了一個與經濟增長掛鉤的相對值？”

　　根據中國氣候談判代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項目管理中心主任楊宏偉的解釋，碳強度公式中，分子是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分母是GDP總量。與GDP掛鉤意味著，經濟發展和碳減排同樣得到重視，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下降不以犧牲經濟增長作為代價來換取。

　　中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指標，與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分不開。盡管2008年中國GDP躍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仍然很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全世界共同的目標，但保持經濟增長也是發展的應有之義。要一步到位地實現絕對碳減排，意味著減少能源消耗，或者迅速改變能源結構，這些都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經濟增長。在城市化、工業化共同推進的發展階段，中國能源需求具有明顯的剛性，而中國的自然資源稟賦決定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很難改變。

　　發展清潔能源，改善能源結構當然是降低碳排放的路徑之一，但清潔能源的高成本也是無法回避的問題。無論是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還是傳統能源的“清潔化”升級，都需要大量技術、資金的投入。中國在清潔能源技術上落后于發達國家，但囿于發達國家對部分技術的封鎖，我國無法直接有效地利用清潔能源替代來改善能源結構。

　　在資金方面，近幾年中國利用CDM機制獲得了一些對清潔能源利用的支持，但發達國家在對發展中國家減排進行資金援助方面做的很不夠。甚至近期有稱中國風電定價偏低是為了“套取”CDM補貼的言論出現。

　　事實上，當別的國家還在討論自己的減排指標時，中國已經在實踐自己的減排行動。《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對中國并沒有減排要求，而在“十一五”期間，我國提出2010年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10%，這相當于二氧化碳減排15億噸。

　　在缺少成熟技術、沒有足夠資金支持的背景下，我國主動提出GDP碳排放強度降低，是既立足國內發展實際，又承擔國際責任的做法。要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一方面需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增長，減緩排放增速，另一方面GDP的增長也將影響最終減排目標的實現。據專家分析，碳強度下降40%—45%，意味著未來幾年我國GDP的增長率需要保持在8%—9%左右，這樣的設計是一個比較平穩的碳排放減少路徑。

　　但也不可忽視，減排的難度必將越來越大。“十一五”期間，為達到GDP能耗降低20%的目標，我國已經關掉了很多的小電廠、鋼鐵廠和水泥廠。可見，最容易減排的、容易提高能效的都已經為了達到“十一五”目標率先實施了，后續的減排需要對整體經濟結構動“手術”，這將進一步考驗決策者的決心和智慧。(李陽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