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香港立法會十六日三讀通過《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一萬八千多名首長級和高級公務員，將由下月一日起減薪百分之五點三八，而中低級公務員則凍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表示，減薪是按薪酬調整機制辦事，公務員不能夠輸打贏要，否則會因政治因素破壞機制。

　　經濟危機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但香港卻在這個時候開始對公務員進行減薪，著實讓人有些意外。仔細讀完報道，原來這是“按機制減薪”，再一想，這倒也符合“國際慣例”：公務員薪酬并非一成不變，并非只漲不減，“有機制”的規范和主導。遠的不說，在去年經濟危機深化之際，我們的鄰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公務員都先后降薪。而因為符合“機制”，彼國的公務員們也習以為常。想來，這一次香港的公務員也不會有什么情緒波動。

　　由此返觀國內的公務員薪酬，公務員工資逐年上漲，只漲不跌，旱澇保收。縱然是去年，不少企業高管都主動降薪來與企業與社會一起承受風雨，但在某些地方，公務員的工資福利還是在悄悄上浮。

　　而當輿論呼吁公務員要有一點主動降薪與民眾共度時艱的道德感時，有很多專家和公務員們站出來，再次喊冤叫苦：公務員工資本來就不高，應該提高公務員工資來擴大內需，怎么能降低呢？因為地域差異的因素，“平均”起來從整體上看，中國公務員的工資水平似乎并不太高。但公務員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資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的津貼、補貼、獎金等“隱性收入”。后者比前者還多，甚至是數倍。除此之外，公務員還消耗了大量的公務經費，車輪的轉動，餐桌上的應酬，各種各樣的福利等等。

　　我國行政管理費比重之大、增幅之高，早已不是新聞。在前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表示：我國行政管理經費增長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經達到世界少有的地步。2008年第四期《炎黃春秋》雜志一篇文章指出，我國財政支出的前三項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費，其次是經濟建設費，而直接民生領域的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從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只增長36倍，行政管理費則大幅攀升了76倍。

　　行政管理經費之所以高速增長，說到底，恰恰是因為我們缺乏香港這種“按機制減薪”的薪酬管理機制。而事實上，引入“按機制減薪”或者“按機制降耗”的機制規范，已經勢在必行。( 陳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