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逝世。因為他撰著的《經濟學》教科書在中國已經擁有了好幾代讀者，所以本土媒體不能無視他的死訊，大多都報道了相關的新聞，少量還邀請經濟學專業人士發表了一點評論。但這些評論的中心思想，基本上也只是介紹薩繆爾森這人“名氣很大”，而幾乎沒有人評價他的“學說偉大”。倒是在美國，《紐約時報》慷慨地稱贊薩繆爾森是“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者”。

　　  這和3年前美國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的學術對手弗里德曼去世時媒體的熱鬧景象，形成鮮明對照。且讓我引用一段《羊城晚報》當時的報道：“弗里德曼被公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偉大到什么程度？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江說，經濟學界有一句話：‘弗里德曼之后無大師。’”該報道中堆砌的高帽兒還有：“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人類的智者”，等等。

　　這是屬于弗里德曼的時代，對中國學術界而言尤其如此。即使剛剛經歷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即使薩繆爾森提前10年就預報了這場危機，即使弗里德曼學說對于這場危機負有重大責任的證據已確鑿無疑，也難以改變學術界主流的風向——弗里德曼所推崇的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只是一種學派、學說，而且成了神圣的宗教信條。

　　當這場危機爆發時，如同以往經濟出問題的時候一樣，許多知名學者本能的第一反應，就是起而為市場辯護：“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倒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士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

　　然而，如今被經濟學各門派千夫所指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恰恰是一個堅決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人，他任內流傳最廣的名言就是：“金融市場自我監管比政府監管更為有效。”“規管難免會約束市場，自由的市場最清楚該怎么做。”

　　在弗里德曼的私淑弟子們譴責格林斯潘的時候，讓我們聽聽正位上的大神在危機前是怎樣評價他的，看看弗里德曼本人是怎樣把自己的學術威望與格林斯潘的施政牢牢地捆綁在了一起——2005年《商業周刊》曾經引用弗里德曼的話，稱贊格林斯潘是“美聯儲成立以來最有建樹的主席”。在2006年初為剛剛卸任的格老主席生涯做總結的時候，弗里德曼撰文稱：“人們一直對于各國的央行在理論上是否具備維持價格穩定的能力爭論不休，爭論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很多國家的央行做不到這一點。然而艾倫·格林斯潘的巨大成就向我們證明，維持價格穩定是可能的，他為人們樹立了一個標桿。”

　　讓我們再聽聽格老本人總結他自己的錯誤究竟在于“管制”還是“放任”。在美國眾院舉行的聽證會上，格林斯潘是這樣說的：“我犯了一個過錯，假設那些自利的銀行等機構，有意愿也有能力保護其投資者、銀行的資產以及銀行的生存。”

　　面對這種難以自圓其說的局面，有些經濟學家干脆選擇把自由放任的邏輯進行到底。他們轉而認定，弗里德曼領軍的芝加哥學派只是比起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略微強些，但其對于市場經濟還只是“非常信仰”，而遠遠沒有達到奧地利學派“堅定不移，完全信仰”的地步，仍然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在他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這些學者已經給我們規定了，市場經濟只有完全自由放任一條康莊大道，只要給政府保留任何一點介入市場的機會，只要存有一點點對于福利社會的幻想，就都是“通往奴役之路”。如果按照哈耶克的邏輯推論，北歐各國的人民如今早就已經生活在地獄之中，雖然世所公認，他們其實比更崇拜市場的美國人民生活得更靠近天堂。

　　寫到這里，我幾乎忘了，薩繆爾森給自己的定位，所謂“新古典綜合”，就是在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的中間妥協。而今，薩繆爾森被當成了凱恩斯主義的標志性人物，弗里德曼則被迫尷尬地站在了薩繆爾森與奧地利學派領袖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中間。我們親眼目睹，經濟學就這樣一步步走向教條，走向極端，走向“憤青”。

　　在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多強調市場的積極作用，多提醒政府抑制其“出手”的欲望，是一種天然正當的學術需求。但跟狂熱的宗教信徒一樣崇拜市場、迷信市場，就大可不必了。如同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見解——特別是其作為宣傳家的偏激見解——經不起歸謬一樣，薩繆爾森也發表過事后被證明為極其荒誕的言論，譬如他曾對蘇聯GDP超過美國的時間做出過明確的預測。都是人，都不是神；都值得敬佩，都不應該被神化和信仰。(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