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經歷的高增長，還不足以將整個國民經濟帶入過熱區間，經濟基本面有望重新回歸“高增長、低通脹”的大格局。但中國經濟也有快速向危機之前回歸的趨勢，尤其是外部輸入的流動性規模明顯增加。考慮到這一額外因素，政策收緊的節奏似應有所加快。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有較大提升余地。

　　新興市場在經歷率先復蘇之后，也正先于發達經濟體遭遇高通脹的考驗。日前越南和印度均宣布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脹。12月越南的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升了6.52%。印度食品批發價格指數已達到近11年來的最高點，最近幾周的漲幅徘徊在20%左右的高位。對此，越南央行將會再次提高基準利率；而印度央行預計也將于2010年初展開升息之旅。

　　這兩個鄰國案例，顯然對中國具有較為直接的啟示意義。那么，中國會是下一個通脹率急升的國家嗎？答案是：可能性很小，但不能完全排除。

　　新興國家的通脹，主要不是實體經濟復蘇的結果。越南經濟今年第三季度增長了5.8%，印度當前增長率在8%左右。盡管這兩國經濟增長已恢復到歷史較快增長軌道上，但考慮到金融危機拉低了去年下半年的基數，很難說兩國經濟活動水平已達或超過潛在生產水平。因而，當前兩國通脹率的高企，并不表示經濟運行已處于過熱區間。

　　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率比這兩國都要高，但通脹率都要低。這一格局很可能將在未來一段時間持續。這未來一段時間，是指不少于半年。筆者相信，中國經濟基本面有望重新回歸“高增長、低通脹”的大格局。中國正在經歷的高增長，還不足以將整個國民經濟帶入過熱區間。

　　與中國相仿，決定越、印兩國通脹形勢的因素是食品價格。受季風減弱等因素影響，近期越南的大米，以及印度的土豆蔬菜等食品價格均急劇上升。這不僅直接推高了消費物價指數，還提高了其他行業的生產成本，強化了通脹預期，引致其他商品價格上升。

　　在食品價格上，中國的一個不確定因素，是春節前的冰雪天氣。惡劣的天氣會嚴重降低蔬菜等副食品在高需求時期的供給能力。如果影響到了小麥等糧食作物的生產，那就會帶來更大更持久的影響了。

　　顯然，中國發生持續嚴重自然災害的可能性很小。從越、印兩國來看，糧食食品供給下降只是誘發高通脹的導火索。從數據上來看，糧食食品的下降還無法完全解釋越、印兩國高通脹的發生。

　　新興經濟體通脹高企的背景，通常是貨幣快速增長下的通脹預期，通脹預期形成后，在部分物價異常上漲時，容易引發相關物價的恐慌性上漲。而就這一點來看，中國可能已經初步具備了通脹可能快速回升的基礎。

　　如果從越印兩國高通脹的發生機理來考量中國出現類似情形的可能性，那么應該說，中國發生較高通脹的可能性似有所增加。即便發生極端惡劣天氣的可能性很小，未來一段時間還是很有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影響食品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自然災害。這類自然災害有可能與業已積累的通脹預期相互強化，誘發較為明顯的物價上漲。

　　歸納來看，越、印兩國的高通脹不是因為經濟超快復蘇導致的，而中國較高的通脹率也不是出現較高通脹的充分條件；但從越、印兩國高通脹發生的機理來看，中國至少不能完全排除類似的可能性。

　　如果中國通脹形勢提前惡化，為避免局部物價上漲向更廣范圍里擴散，相關政策將被迫更早收緊，這將對經濟增長帶來意外沖擊。雖說這種物價上漲主要不是經濟過熱引發的，但政策收緊卻會抑制經濟增長。

　　夯實農業、農村發展的基礎，是保持穩定物價的根本。印度雖然可耕地面積超過中國，但農業卻始終是印度經濟中最薄弱的一環。中國的糧食生產和食品供應形勢好于印度。盡管中國近年來糧食價格也有起伏，并時常對通脹構成主要壓力，但總體價格波動小于國際價格的波動水平，這也是我國物價總體穩定的重要保證之一。

　　物價調控，應將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價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與越南物價快速上漲相伴隨的是，越南的房地產市場日趨火爆，房屋需求和房價都呈加速上升之勢。有關資產價格和一般物價的關系爭議較大，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資產價格本身應該成為通脹預期管理的組成部分。

　　已有論者提出，當前中國經濟有快速向危機之前回歸的趨勢，其中一個顯著特征是外部輸入的流動性規模明顯增加，這一趨勢有可能延續。考慮到這一額外因素，政策收緊的節奏似應有所加快。

　　無疑，從根本上說，控制通脹壓力還需要從經濟增長績效上下功夫。總產出的增加，即經濟增長有兩種源泉：一是增加投入，如投資基建和(或)增雇員工；二是提高效率，如更新技術和(或)創新管理。從通脹壓力這個角度來說，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推動，那么就會導致要素價格的上升；如果更多地依賴效率提高推動，將不至于導致要素需求的明顯增加，同時卻增加了商品供給。

　　自1978年經濟改革啟動以來，中國小步漸進的改革策略推動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高增長。與此同時，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效率的討論日益增多。前蘇聯(包括金融危機前的東亞)的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關鍵不在于實現了一段時間的高增長，而在于實現的是什么樣的高增長，增長能否持續。

　　研究顯示，盡管近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效率提升較快，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有較大提升余地。在我國的經濟增長中，資本投入的貢獻率比效率提升的貢獻率更大。農村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紅利乃至人口結構紅利已漸漸消失，資源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中國經濟要實現更好更快的增長需要完成動力轉換。

　　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率在上世紀90年代能保持相對平穩，其中一大背景是信息網絡技術提升了經濟增長的效率，使得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保持了物價平穩。考量中國的通脹管理，顯然這要求我們有更寬廣的視角。(傅 勇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宏觀經濟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