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不可將“用工荒”的警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恰恰相反，勞動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約束，還不能完全自由流動。“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

　　經濟學中有“劉易斯拐點”之說，意指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臨界點。半個世紀前，美國的經濟學家劉易斯創立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型”，指出發展中經濟體工業化的初始條件是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部門會不斷吸收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工資水平并非取決于勞動力的供求關系，而是取決于農民的收入水平。當工業化將剩余勞動力都吸納干凈，工資水平就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如果不提高工資福利，不改善勞動條件，就雇請不到所需的勞動力。

　　簡而言之，在“劉易斯拐點”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在“劉易斯拐點”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漲工資就找不到合適的員工。春節后，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東珠三角地區用工缺口達200萬。常年約有12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現了“用工荒”。“有專家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為內地普遍現象，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加速喪失優勢”。這是否說明中國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2月21日《武漢晚報》、《新快報》)

　　早在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曾提醒：我國的勞動力正由過剩向短缺轉變，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當時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出現的“招工難”，也為這種觀點提供了部分驗證。沒料到隨后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外部需求萎縮，出口加工業收縮，大批農民工被迫返鄉，有機構預測就業崗位缺口達千萬個之多。一時間，“劉易斯拐點”之說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隨著經濟強勁反彈，“保增長”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之勢。其實，如果不是將“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機械地設定在某個時間點，而是將其視為一個過程，經濟危機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點”的出現；那么，判斷中國正在或即將出現“劉易斯拐點”是基本符合實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勞動力市場為“劉易斯拐點”拉響的警號。對于這一警號，在勞動力市場中交易的企業和農民工的反應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處安徽的廣德開發區，“我們這里的工資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樣，待遇并不差”；開發區內企業給工作中的年輕工人播放流行音樂；新一代農民工選擇在家鄉打工；等等。倒是身處市場之外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千萬不要誤解了這一警號。

　　“用工荒”并非意味著傳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加速喪失優勢。且不說中國制造業的工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優勢不會立刻喪失；更不用說中國的勞動人口總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億，比現在的總量還要大，屆時勞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67%，仍高于現在的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雖然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卻仍認為“我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會長期保持”。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就業群體，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千萬不可將“用工荒”的警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恰恰相反，勞動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約束，還不能完全自由流動。“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應將“用工荒”作為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契機和動力，改革稅收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提供農民工子女就學、職業技能教育等公共產品；而不是通過修改法律等手段將政府責任轉嫁給企業。(伊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