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濤

　　從東向西襲卷全國的“民工荒”，成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然而，“民工荒”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供需矛盾，它聚集了我國經濟、社會、教育等領域太多的錯位與畸形，顯現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教育結構嚴重失衡。

　　“民工荒”首先是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反映。在企業經營者看來，農民工提供的是簡單勞動或較簡單勞動，加上農民工務農收入很低，在城市稍高的工資收入就將把其留住，于是紛紛雇傭大量的農民工生產廉價、簡單的產品，并成規模地出口，而這種產品到了國外，大都進了“一元店”、“五元店”，以質次價廉的口碑敗壞了中國制造的形象。越是這樣，此類產品在國外的價格越是被壓低，而這種價格傳導效應最終導致農民工勞動力成本始終維持在較低水平，于是形成了低勞動力成本決定低產品價格、低產品價格又決定低勞動力成本和低產品質量的惡性循環。正是這樣的低端加工企業大量存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才面臨越來越大的經濟結構調整壓力。而今，中西部地區異軍突起，后發優勢逐步顯現，從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地區分流了相當數量的農民工，而日益優惠的“三農”政策也吸引一部分農民工重新返鄉務農或自主創業，這無疑使一大批低端加工企業雪上加霜。因此，我們現在要做的并不是想辦法讓這些企業招到工人，而是讓這些企業要么自行消失，要么升級換代，要么向中西部轉移。

　　在繁華的都市，“民工荒”也是社會結構失衡的產物。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進城的農民工數量激增，而他們得到的大都是一兩千元的血汗錢，住的大都是工棚和寒舍，吃的往往是粗茶淡飯甚至殘羹冷炙，穿的是土里土氣的過時服裝，混跡于城市，城里人望其頸項便知是農民工。這樣的境況，使他們成為城市社會的最底層，而靚麗的都市在他們心里也注定不屬于自己。這顯然是一種社會不公平，而這種不公平在農民工心中留下了傷痕，形成了與城里人的心理隔閡，他們一有機會就要離開城市，回歸屬于自己的土地。

　　“民工荒”同樣暴露了中國教育的嚴重弊端。從某種意義上講，“民工荒”也是一種結構性供不應求，而目前的大學畢業生則是供過于求，兩者聯系在一起，則說明中國教育結構沉疴求治。當前，我國高校依然在瘋狂擴張，中專改成學院，學院改成大學，大學又不斷合并，這導致各大院校置社會需求于不顧，盲目隨意設置專業，致使許多專業設置嚴重過剩，尤其是理工科優秀明顯的高校為達到“綜合性”目的，隨意設置文科專業，致使文科生嚴重過剩。另一方面，企業急需的技術工人、職業化人才則嚴重匱乏，許多公辦大學不愿發展職業教育，而民辦大學又往往為了贏利而扭曲職業教育，致使我國職業教育成為明顯的短板，人才結構嚴重失衡。同時，各地人力資源機構所開展的職業培訓，依然面窄點少，難以適應社會需求，培訓質量也有待提高，使得許多農民工難以滿足企業的技能要求。

　　“民工荒”隨著時間的流逝，也許會慢慢過去，也許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但它給我們敲響的警鐘，卻應該更長久地不斷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