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預示著人口優勢的喪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價農民工時代的終結正在向我們走來。這是市場的法則，是增長的危機，也是發展的必然；是前行的挑戰，也是轉型的機遇。“用工荒”對實現增長方式轉變不是壞事，而是一個內生動力。農民工市場價格的上漲對促進城鎮化不是壞事，而是一個市場推力。“用工荒”對調整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壞事，而是一個上升拉力。

　　去年這時候，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全國農民工約2500萬人失業，而今年的此時此刻，在經濟刺激計劃還沒有完全退出的背景下突然出現“用工荒”，且“缺工”現象逐漸從珠三角和長三角沿海發達地區向內地一些農民工輸出大省蔓延，如湖北、安徽和河南等，其勢頭已經超過前幾年曾出現的“民工荒”。僅僅一年時間，便出現反差如此之大的失業和缺工的逆轉。如何解釋、評價和應對突然而至的“用工荒”？

　　在筆者看來，“用工荒”的出現固然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從微觀經濟理論出發，去年的大面積失業和今年的大規模“用工荒”，都是市場作用的結果。或者說，“用工荒”的出現，是因為農民工的勞動力要素價格過低導致的。

　　近年來，尤其是2009年，農村福利條件的極大改善提高了農民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農民工的“市場價格”含義開始發生變化。在農民工看來，異地進城打工的機會成本在不斷提高。尤其是2009年，抗擊金融危機的一攬子刺激措施的實施，一系列惠農舉措和社保新政的出臺等，都驟然提高了農民工外出異地打工的機會成本，客觀上成為農民工外出打工的負激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民工供給，即機會成本的增加使農民工對其現行市場價格低估，農民工的貨幣價值打了折扣，不利于用工供給。

　　“用工荒”是挑戰更是機遇

　　“用工荒”大多發生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缺口較大的主要是普工，而且在沿海發達地區大多發生在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由于這些行業的凈利潤大多只有3%到5%，“用工荒”將導致用工成本提高，本來十分微薄的利潤將被“吃掉”相當一部分，對這些企業和行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這預示著，人口優勢的喪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價農民工時代的終結，正在向我們走來。如何看待“用工荒”？我認為，這是市場的法則，也是經濟的進步；是增長的危機，也是發展的必然；是前行的挑戰，也是轉型的機遇。

　　第一，“用工荒”對實現增長方式轉變不是壞事，而是一個內生動力。轉變增長方式是近年來政府和社會的一個共識，對金融危機和龐大外儲的熱議更使人們意識到其緊迫性。此時此刻出現的“用工荒”充分顯示，增長方式轉變不僅僅是政府提出的一個發展戰略，也是要素市場提出的一個發展要求，它逼使增長方式進行轉變。用工成本上升的結果之一是迫使更多的企業眼睛向內看，這種增長方式轉變的動因是內生的，盡管過程是痛苦的，但客觀上為合理減少貿易順差做出了理性選擇。這里雖無數據支撐，但可以肯定的是，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更多地使來自用工成本低廉，而較少地是來自產品質量，這是不爭的事實。這個競爭力是難以持續的。用工成本的上升將會自動改變產品成本結構，而產品成本結構的改變將有利于促進增長方式的轉變，有利于擺脫通過出口吸收過剩產能的路徑依賴，有利于國際收支雙順差趨向于理性發展趨勢。

　　第二，農民工市場價格的上漲對促進城鎮化不是壞事，而是一個市場推力。工業化是增長的必由之路，城鎮化則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但是，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既互為條件，又常常不是完全同步。如果工業化速度較快，而城鎮化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現“城市病”，而“城市病”的犧牲品就是“非農化”過程中的農民工。由城鎮化與現代化不協調導致的城市病現象被描述為“拉美化”。農民工市場價格的上升將有助于“新生代農民工”對城鎮的融入和“市民化”進程，有利于社會融合，有助于防止城市病的發生和克服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失調，以促進城鎮化的步伐跟上工業化的高度發展，促進由“國強民富”向“民富國強”轉型。

　　第三，“用工荒”對調整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壞事，而是一個上升拉力。近期內，用工成本上漲顯然提高了勞動密集型和外向型企業的門檻，對其造成的沖擊較大。但長期內，長痛不如短痛，民工成本上升可以拉動調整產業結構和節能減排，拉動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轉型。此外，“用工荒”作為一個拉力，可以促使企業主轉變觀念，順應潮流，服從市場，超越自我，迫使其從廉價成本型的產品競爭力向自主創新型企業競爭力轉變，拉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利用“用工荒”加快產業創新

　　既然“用工荒”是市場自發力量和市場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那么，農民工這個特定時代的特殊群體就無疑是推動經濟轉型和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要素市場力量。對此，政府應采取市場的辦法為其創造條件，做好服務和引導，而不應采取行政的措施對市場進行過度干預。換言之，政府的定位應是做好服務和引導工作，應尊重市場規律，利用市場法則，順應市場發展，推動市場成長。

　　第一，近期內，做好用工價格市場和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的服務引導工作。例如，在全國對用工市場實行價格跟蹤監測制度和價格波動公開制度，在電視上打出公益性廣告，如同道路電子牌，發出前方路況警示，以使行車人避開堵車路段，定期發布全國范圍的普工工資水平指數，為農民工流動做出及時與合理的引導和服務。再如，為勞動密集型和外向型企業做好向內看的轉型服務工作，提供從金融市場到信息市場的良好服務等。

　　第二，中期內，繼續做好農民工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工作，加大社保新政出臺力度。在所有勞動就業群體中，農民工是社保制度覆蓋率最低的群體，參保率僅為17%左右，因此農民工群體也是其福利成本占比最低的群體(即裸工資)。農民工工資的提高不應成為減少其福利成本的一個借口或替代，相反，要繼續做好農民工的各項社保制度改革與完善工作，擴大制度覆蓋面，盡快將福利成本納入到用工成本之中，并將其提高到一個適當的程度，促使企業從廉價用工成本型向產品自主創新型轉變，以逐漸適應廉價勞動時代的終結的到來。

　　第三，長期內，做好人口變化預測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工作。未來幾十年內，中國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將超乎尋常。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勞動力市場具有較大影響，中國人口優勢在未來幾十年內將逐漸喪失。例如，到205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31.1%，僅次于發達國家的32.6%，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1.9%。認真評估和及時調整人口政策、做好人口變化預測、積極迎接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不僅僅是應對未來企業“用工荒”的一個措施，也是保持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一個條件。　(鄭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