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審判決落幕，國美集團原董事局主席黃光裕，這個曾經被視為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性人物，命運走向已基本被決定。而令人不勝感慨的是，曾經在胡潤財富榜上傲視群雄的黃光裕，長期給外界留下的印象是其領銜的企業銳意進取，以價格戰及狂飆突進的擴張速度，成就了一段發展神話。而隨著本案曝光，民眾才逐漸了解到其灰色財技及官商網絡，是促使其迅速坐大的另一面，最終走上了不歸路。

　　一個個叱咤風云的富豪相繼出事，仿佛在指向中國民營企業的宿命——在財富原罪上有著太多烙印。

　　誠然，這與其中部分富豪，或者說民營企業家過快追求企業發展速度，急功近利中盲目尋求資本運作有關，與惟利益最大化訴求為主導、為人性貪欲所捕獲而不能自拔有關，但恐怕更重要的，是社會轉折時期的價值紊亂。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個體戶啟蒙開始，到后來“繞著政策紅燈走”的某些沿海民營企業發展模式，以及頂著國有或集體企業名號行民營之實的特殊年代經歷，都使得許多民營企業始終徘徊在罪與非罪、黑與白的模糊地帶摸索前行。

　　還有不能忽視的一點，脫胎于長期計劃經濟大一統的最初發展階段，某些來自政府部門的過度管制、行政干預，介入到市場經濟微觀層面，以及經濟發展規律受到強大既得利益的重重干擾，讓民營企業或者在某些二元制歧視下的政策壁壘前吃盡苦頭，有些善于“順應”形勢者轉而尋求市場之外的權力之手支持，黃光裕案件涉及一批重量級官員，就是又一個現實佐證樣本。

　　因此，黃光裕的倒下，能否終結“官商合謀”現象，或者更客觀地說，對治理“官商合謀”現象會有什么樣的推動作用，是更為重要的指向。中國民營企業的“去黃光裕化”選擇，其實就是究竟是走向符合市場規律的規范經營、公平競爭、產品與服務為主導，而非翻云覆雨的所謂“資本運作”，還是繼續利用當下市場與法治不夠成熟下的某些體制漏洞，與權力掌控者形成利益共同體，通過壟斷坐莊、非法交易獲取暴利？

　　這個命題指向太大，當然遠不是依靠審判一個黃光裕或一批“灰色富豪”所能解決的。黃光裕的悲劇根源，在于通過與權力合謀，將企業上市、對外擴張及經營資本化也變成了一種權力資源。他獲得了權力的包庇而無所不為，這本身就是權力越界不受管制的結果。“官商合謀”現象的要害在于，一方面本應服務于公共服務的政府權力被少數人“挪用”，權力及受權力庇佑的資本輕易突破市場與法律規范，另一方面市場過度管制及干預又造成了對市場的結構性傷害。對這樣重大的體制弊端，我們應有深刻反思與改進。

　　以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和單位行賄罪的罪名懲處黃光裕，是事后的追懲。隨著法官法槌的重重落下，如何將監督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依法經營化為日常的預防與威懾，讓一度被低估的法治威嚴還原成社會的公正仲裁者，讓看似強悍的權力與金錢聯盟在公共監督下逐步被瓦解，是黃光裕案留給我們的深長思索。(畢 舸 作者系媒體人，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