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基層干部認為，中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強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還是處在可承受的范圍，不應該有什么大驚小怪。甚至有干部認為，現在收入問題只是在企業內部與資方有些矛盾，很難形成大規模事件。一些地方把廉價勞動力作為招商引資的重要條件，在提高勞動者報酬上積極性不高，各地都有“比低”而不是“攀高”的心理。一些干部甚至說，控制力量在自己手中，出不了什么大亂子。

　　基層干部稱國人心理承受能力強，收入差距大出不了大亂子，被稱作是“沒什么大不了論”，也就是說，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對當下社會來說不是一個問題，而之所以不是一個問題，就在于基層干部認為我國公眾心理承受力強。

　　用收入差距考量公眾心理承受力是一個什么樣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其中的悖謬明顯可見，但是，能成為不少干部的認識，就值得引起重視。

　　用收入差距考量公眾心理承受力是認識的偏差和對社會不公的有意識遮蔽。在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群體貧富分化日益明顯，階層差距日益加大，社會分層的加速和貧富懸殊的拉大不可避免地導致相對剝奪感的增加。有數據顯示，城鎮居民高收入組的收入增長顯著快于低收入組，最富有的10%家庭與最貧窮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將超過8倍，有六成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不到平均水平。對此，一般的認識是收入差距將導致居民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并且很容易對整個社會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是對社會公正的極大傷害。加之，人們對收入差距的不滿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隱藏其后的本質就是社會上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

　　用收入差距考量公眾心理承受力，在筆者看來，還有政績的誘因。盡管收入差距已經成為社會問題，但是，對貧富差距解決的好壞乃至重視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直接轉換為基層干部的政績符號，相反，那些招商引資工作是官員政績的重要籌碼，由此，就出現了“沒什么大不了論”。

　　“沒什么大不了論”是對社會心理失衡的熟視無睹。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結構轉型和體制轉型的急劇推進，利益分化和資源積聚的態勢日益明顯。社會利益群體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上出現了暴富階層。但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底層社會正在形成。

　　必須看到，在“沒什么大不了論”之下，有不少個體正在把自己的弱勢地位和社會因素聯系起來，感到自身利益相對受損，具有強烈的社會分配不公正、不公平感以及相對剝奪感和社會不滿感，而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全社會的代表，自然會成為社會弱者的相對剝奪感、分配不公感以及對立情緒、逆反心理和群體意識的發泄對象。轉型時期少數人的非法暴富、某些官員的灰色收入等問題，也會使部分群眾發生誤解。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任由“沒什么大不了論”蔓延，就意味著社會將失去公正，這必然造成社會心理失衡。

　　學者認為：“收入分配問題，早一些時間解決可能沒有實力，太晚時間解決可能錯失很多機會，導致問題積重難返，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正是時候。”因此，用收入差距考量公眾心理承受力，在筆者看來就是社會的陷阱，而要直面這個陷阱還要注意到一個事實：對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發風險的認識逐層衰減，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事情。

　　或許，只有到了解決收入差距也能成為官員的政績符號的時候，所謂“沒什么大不了論”才能消失，才能跳出“對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發風險的認識逐層衰減”怪圈。（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