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政府重大行政決策程序規定》前日起公開征求意見。按“意見稿”，類似BRT建設、城中村改造及大規模交通改造等重大行政決策必須征求市民意見，并組織論證會及聽證會。聽證代表中，利害關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現職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

　　自行政聽證制度從1995年引入行政處罰法以來，“聽證”一詞已為公眾所熟知。這十幾年中，一方面是聽證的范圍逐漸擴大。如價格法、立法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均將“聽證”視為理所當然的一部分。這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聽證當屬價格聽證。舉凡鐵路票價、郵政資費、燃氣提價、自來水提價等等，都曾因價格聽證而占據著新聞媒體的寶貴版面，并在社會領域掀起一個又一個的爭議點。這10余年來的聽證實踐表明，公眾對聽證的期待已經從“要不要聽證”，轉而聚焦于“如何聽證”。

　　另一方面，聽證的結果又經常不被民眾所接受。比如價格聽證中我們就經常見到這樣的情景：聽證會是召開了，但聽證代表的選取卻十分蹊蹺，聽證代表們一邊倒地支持甚至一味附和聽證會主辦方的觀點，與民意并不相符。聽證的結果因而也得不到社會的認同，聽證的本源價值被人為抹殺了。還有的行政機關，并不尊重已為聽證會所論證過的意見和結論，結果變成了“你聽你的，我做我的”。在這些異化的聽證背后，實則在于代表遴選程序的不正當，以及聽證結果效力的非強制。前者使得民意“被代表”了，聽證會也被異化為“支持行政決策會”。后者使得民意被戲弄了，聽證會也被異化為“走過場”、“花架子”。要實現聽證在正當程序上的本源意義，就必須完善制度，確保聽證能夠真正“兼聽則明”。

　　廣州此份“意見稿”具體規定了利害關系人代表的比例，并禁止現職公務員被選為聽證代表，這是正當程序的應有之義。聽證的內容，主要就是聽取利害關系人，而不是現職公務員對聽證內容的意見。同時也應看到，正當程序包括，但顯然又不限于這些規定，仍需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和調整。

　　作為一個極具時代意義的法律詞匯，聽證于國民而言已不新鮮。和眾多法律制度一樣，聽證在轉型期的中國同樣會面臨不少的觀念障礙和利益糾葛。聽證要從紙面走入地面，也注定了會有一段痛苦的過渡期。但聽證和聽證所蘊含的“以民為本”的行政執法理念，卻是值得肯定和堅持的。也期待廣州此番聽證程序正當化的立法實踐，不但能為行政實踐服務，為保障利益相關人合法權益服務，也能為那部全國性的、且正在難產中的《行政程序法》提供寶貴的經驗。以行政法治的視角看聽證，也只有一部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才能終結各地自行其是，甚至是充斥了重復與沖突的地方聽證規程。(王琳 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