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廣州市政府重大行政決策程序規定》正在征求社會意見，除了它第八條規定的決策例外情形，草案中對聽證程序的規定同樣引起爭議。

　　《廣州市政府重大行政決策程序規定》正在征求社會意見，除了它第八條規定的決策例外情形，草案中對聽證程序的規定同樣引起爭議。有輿論認為，第18條中“現職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的設計不合理。公務員也是公民的一部分，將他們排除在外，大有剝奪這部分人群訴求的嫌疑。更有論者評價說，聽證程序拒絕特定類別的人，帶有歧視性質，理應糾正。

　　既然重大決策的程序規定要廣泛吸納建議，產生各種各樣的評判就很正常。具體到聽證代表對公務員的排斥，反對者的理由也是成立的。與政策有利益關聯的部門回避聽證會，這是基本的原則。然而，如果僅以身份差別作為遴選代表的標準，而否認公務員也可能成為利益主體的實際，必會失之偏頗。在復雜的利益格局下，簡單將公務員設為局外人，也無助于平衡地評估決策。

　　從整個程序規定上看，聽證會是社會公眾參與決策的關鍵環節。聽證代表象征著社會權利，代表公眾去評定政府決策。正因為聽證代表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厘清他們與政策的利害沖突不可或缺，避免削弱聽證的社會審查效力。因而，將公務員作為整體拒斥在聽證程序之外，這不僅涉及到聽證技術是否完善，更提出一個深層的追問，那就是聽證代表在決策程序中的地位問題。

　　依照現有的草案規定，聽證會的結果只作為政策制訂的附屬文件，實際上并不能左右決策。聽證會僅僅承擔了搜集有限民意的功能，為更高層級的決策人士提供參考意見。無論聽證代表的構成如何變化，這種功能都難改變。事實上，廣州的重大決策程序規定并沒有明確聽證結論的效用。當爭論公務員是否應該整體回避聽證時，不能忘記這個前提，如此討論才有方向。

　　主動開通渠道以接納民意，這被看作廣州決策程序規定的誠意體現。然而相較于民意對政策影響的殷殷期待，條款中對聽證程序的設定極其簡略。對于聽證代表的人數、構成及裁判等關鍵都沒有任何具體規范。人們無法從聽證制度去確實觀察決策的真面貌。這不僅決定了聽證會質量是不可預期的，更佐證了聽證代表的附庸地位。在這種情形下爭執代表身份意義不大。

　　不是說公正地分配聽證代表的來源不重要，而是說離開聽證機制的完善，孤立地討論代表構成是不夠的。只顧技術細節，罔顧制度的全景，就會失掉決策程序對民間的價值。假使真的造成民主化決策，聽證會的全部框架都要重新梳理、設計和充實，至少在兩個方面賦予它實權，以杜絕草案的兩大缺陷：一是遏制決策聽證走過場的弊病；二是遏止將決策程序懸置的行政慣性。

　　聯系本報昨日社論，廣州重大決策程序草案的核心問題都已暴露，一個是根據第八條享有決策程序豁免的例外情形，另一個就是根據第十八條確立的聽證會簡章。如果不能在正式頒行的版本中解決這兩大潛在的漏洞，決策程序規定就容易流于虛空，只剩下閉門作業的漂亮文本，客觀上無法緩解公眾的焦慮。最終的命運不外乎為官所“挾持”，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為民所用。

　　說到底，公務員是否成為聽證代表，并不是現實聽證制度下的真問題。許多利益群體一直被排斥在決策程序之外，不為聽證會所接納。這種情況頻繁發生且由來已久，公務員現今僅有被聽證歧視的可能，而絕非受到實際歧視的唯一人群。如果政府不能從聽證制度的根本上尋找原因，并輔以實在的修補，聽證代表的代表性就始終存疑，而這是用再多的虛辭也無法掩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