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主席胡錦濤9月22日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他在大會講話中提出了“碳排放強度”概念，引起廣泛關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聯合國論壇上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演講，迄今還是第一次，所以事前各界的期待值就很高，事后的評論也很多。

　　國家主席胡錦濤9月22日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他在大會講話中提出了“碳排放強度”概念，引起廣泛關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聯合國論壇上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演講，迄今還是第一次，所以事前各界的期待值就很高，事后的評論也很多。很多人叫好，認為這是中國提出的新思路。無論如何，中國的態度、立場和政策將直接影響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全球合作，中國之舉足輕重，毋庸置疑。

　　但是與熱鬧的國際輿論相比，這個議題在國內的公眾輿論中波瀾不驚。一般人習慣于抱著“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的態度，僅僅把它看做是領導人才操心的事情。至于氣候變化，很多人也許覺得無非是科普知識，未必上心。

　　其實，最近20年來，氣候變化已被看做是最具危險性的全球問題之一。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和方法來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是影響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核心議題。要認識這一點，并認識中國的作用，需要對各個國家怎樣討論氣候變化問題的過程作一些分析。

　　聯合國處理氣候問題的機構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1997年12月制定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標志著氣候變化問題進入全球政策議程。為便于理解，可以把這個領域中所有的工作和爭議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是確定問題，第二是分配責任，第三是推行一種解決方案。

　　2006年歐盟發表了《斯特恩報告》，它導致三大觀點占據上風，成為主流。觀點之一是，科學證據表明，全球氣候的確變暖。觀點之二是，導致氣候變暖的根本原因是人類行為。觀點之三則是，解決方案是減少碳排放，而且必須立即行動，刻不容緩。這份報告完成了上述第一項工作，將氣候變化確定為一個急迫問題。但是在責任分配與解決方案上，卻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議。

　　爭議的第一個焦點是責任分配。減少碳排放方面，各國應一視同仁，承擔“共同責任”，還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西方大國主張前者，中國主張后者。后者的核心在于引入歷史角度，強調西方歷史上的排放積累是氣候變化的主因，因此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經濟，責任應該有所減輕。

　　爭議的第二個焦點是計量單位。西方大國的主張是各國立刻在現有水平上減少排放總量，而中國的觀點是，應該按“人均排放量”計算各國在減排方面的分攤額度。值得一提的是，領銜撰寫《斯特恩報告》的斯特恩爵士本人曾批評中國的人均排放量概念。他認為中國存在很大的地區差異，沿海發達地區的人均排放量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如果只講全國的人均排放量，就會掩蓋發達地區和城市排放超高的事實。

　　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提出的“排放強度”則是新觀點，其表述是，“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換句話說，需要減少的是每單位GDP的碳排放量。

　　這個概念比“人均排放量”要聰明一些，它更清楚地涵蓋了兼顧經濟發展與減少排放兩個方面的要求。在這個概念下，中國需要做的是在生產環節厲行節約和降低能耗，發展各種綠色能源技術，同時保持GDP的增長。

　　需要指出的是，聯合國將于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開全球氣候變化大會，希望在立即減少碳排放問題上達成實質性的全球合作新契約。哥本哈根大會成功與否，關鍵之一是美國的態度。而美國的態度是，鑒于中國已在排放總量上居世界第一，如果中國不能明確承諾實施總量減排，則美國不能單獨承擔責任。在這個背景下，中國關于“排放強度”概念的提出，就有兩重意義。一方面表明了中國承擔責任的決心與原則承諾，從而給美國以壓力；另一方面則在經濟發展方面保留足夠的靈活空間。

　　總結起來說，有兩點可以補充。首先，在參與全球治理方面與制定全球規則方面，中國的觀念、視野和策略能力正在逐步提高，這是可喜的進步。歸根結底，真正有意義的大國能力，要通過成功引領全球合作的過程才能得到檢驗。要使“排放強度”概念能夠成功，中國需要做出切切實實的成績。

　　另外，應對氣候變化，在許多國家中都是廣泛的公眾運動。因為他們相信，氣候變化固然是全人類共同的問題，但是在真正的氣候災害面前，總是社會底層首先陷入滅頂之災。相比之下，中國缺乏強大的公眾運動與國家的以及全球的環境治理相呼應。怎樣從切身利益出發，推動研究者發展更好的數據和證據，使世人相信中國公眾是環境治理的最大動力。在這些方面，公眾參與的渠道與能力建設，依然欠缺。這是最大的短板。克服短板，才有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的大國。

　　(郭巍青 作者系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