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剛出版的《廣東消費藍皮書》披露了這樣的數(shù)據(jù)：80%—90%的老一代農民工把工資寄回家或帶回家，65%—70%新生代農民工將收入都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于是，有學者據(jù)此得出結論，認為這表明了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在消費觀念、消費習慣以及消費方式上的差異。

　　剛出版的《廣東消費藍皮書》披露了這樣的數(shù)據(jù)：80%—90%的老一代農民工把工資寄回家或帶回家，65%—70%新生代農民工將收入都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于是，有學者據(jù)此得出結論，認為這表明了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在消費觀念、消費習慣以及消費方式上的差異。

　　如果說，以上的數(shù)據(jù)是在描述一個事實，那應該說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要進一步作出分析，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來進一步作出價值判斷，那恐怕就要小心了。

　　在相關的媒體報道中，有沒有據(jù)此而作出價值判斷呢？應該說，以學術界常用的概念化手段來作出判斷，似乎是沒有。但是，用一些明顯地帶有傾向性的語言來區(qū)分這兩代人的“消費觀念、消費習慣以及消費方式”的“比較大的差異”，則是有的。譬如說“老一代”———“過長假‘怕花錢’”，“九成把工資送回家”，“收入主要在農村里消費”，“常光顧小士多和走鬼檔”，“為孩子教育支出占大頭”；而“新生代”———“過長假很‘滋潤’”，“部分已在按揭買房”，“七成留收入自己用”，“流行上網(wǎng)聊天看片”，“絕大多數(shù)擁有手機”。這樣的對比實際上會給讀者造成種種印象，譬如說：“老一代”顧家，“新生代”顧自己；“老一代”怕花錢，新一代活得“滋潤”；“老一代”支持農村消費，“新一代”支持城鎮(zhèn)消費……

　　這樣的印象準確不準確呢？可能有其不太準確的地方，因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消費行為的可能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其一，將兩代農民工的消費行為作比較時，有一個年齡段的問題。手頭沒有《廣東消費藍皮書》，不太清楚“老一代”與“新生代”在年齡上是怎樣劃分的。但從報道中描述的事實是否可以推測，“老一代”已經(jīng)人到中年，而“新生代”則還在花樣年華，不同的年齡段顯然會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費需求。譬如“新生代”中，“有近70%擁有手機或小靈通，通信費用占總消費的比例很高，一般高達15%—25%”，這些事實是否與他們青春萌動，有交友的激情乃至已經(jīng)在談戀愛有聯(lián)系呢？眾所周知，農民工工作時間長，休閑時間少；勞動強度大，常常身心皆疲。于是，用這些現(xiàn)代通訊工具進行人際溝通、交流和互動，是否也是人之常情？至于“老一代”，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畢竟肩頭所負的家庭責任是不一樣的。因此，他們要把掙來的錢寄回家中，要負擔子女的教育費用；他們對自己的消費苛刻到非“必需”不花錢，成為“小士多和走鬼檔的消費主體”，而且“在文化娛樂活動方面幾乎沒有開支”……但是，隨著年齡的變化，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推論：到目前的“新生代”結婚成家、養(yǎng)兒育女以后，家庭責任也會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行為，從而使他們向現(xiàn)在的“老一代”看齊？

　　其二，可以把新生代農民工與城里的“80后”、“90后”甚至大學生相比，雖然他們因為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條件不同，消費習慣和消費方式也許會被認為“檔次較低”，但在消費觀念上他們之間是否有相似點乃至共同點呢？按報道中所說：有的農民工工資收入較高，已經(jīng)以按揭的方式成為“有產(房)階級”；購買電視、冰箱、洗衣機、電腦和手機等耐用消費品更已是常事；同時，他們對技能培訓的要求越來越強烈，等等。從以上事實可以推測，新生代農民工其實是把錢花在戀愛結婚和個人發(fā)展上了。這難道不可以理解嗎？

　　要說明一點，因為沒有見到《廣東消費藍皮書》，以上的議論是針對相關的媒體報道有感而發(fā)的。這個調查很有意思，相關數(shù)據(jù)可以再做進一步的開發(fā)，譬如，可以將“新生代”中已經(jīng)結婚生育的與沒有結婚的，同“老一代”作個比較，看看他們在消費觀念、消費習慣以及消費方式上的異同。有必要的話，還可以做一些深入訪談，這對讀懂數(shù)據(jù)是很有幫助的。

　　不要像上述報道中那樣輕易就表露出傾向性的意見，那樣會在社會上、公眾中對新生代造成刻板印象和偏見，弄不好還會造成“統(tǒng)計性歧視”。用社會學的語言說，就是給“新生代”貼上標簽了。這是有教訓的，譬如，對獨生子女社會上就形成了一種偏見。上世紀90年代末期，風笑天教授做了一個課題，研究發(fā)現(xiàn)，將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相比較，他們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差別。 (唐鈞 作者系社會政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