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會議實際上就是一場領導力的真實較量，政治領袖們在峰會上所作的任何決定，不僅關系著他們的個人聲譽，也是考驗他們政治生涯的重要標尺。”

　　下個月，哥本哈根的氣候變化峰會將最大限度地考驗全球的首腦們。會議結束之前，領袖們必須達成一個新的氣候協議，否則，他們所謂保護環境的承諾，將被世界質疑。

　　會議沒幾天就要開了，但政治家們準備好了嗎？

　　20多年來，決策者們有過一番減排努力，但都以失敗告終。《京都議定書》簽訂了，但有害氣體的排放量每年仍在增加。今年的排放量倒是下降了3%，很遺憾，那是全球經濟衰退幫的忙。不管是抵御未來的環境危機，還是在減排問題上，都需要一個全球性的可行政策，現實告訴我們，各國政府接下來必須痛下決心并付諸行動。

　　新協議能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那就要看全球減排量是否會“應聲而落”。我曾經與一些政治家和商業領袖交談，我個人認為，哥本哈根峰會絕不會像有些人所譏諷的那樣徹底失敗，當然也不會達成一項完全可以解決環境問題的政治決議。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們真的再開不起一個像京都會議那樣華而不實的峰會，我希望每位領導人至少在心底帶著最低訴求去參會。下面是我為大家總結的幾個“最基本訴求”，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做鋪墊，再多的減排協議都將是空中樓閣。

　　減排需要靈活立場

　　哥本哈根峰會是一個回合，不可能一錘定音。

　　減排重任無可非議地要落到發達國家身上，因為他們既是最富裕也是排放最多的國家，減排義不容辭。但在大幅削減發達國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時，抑制新興經濟體日益增長的碳密度的提法沒有錯。當然，這勢必會扼殺不富裕國家的經濟發展。我認為，此時可以讓中國和印度答應減排，但美、歐、日的領導人必須在政策上(比如技術轉讓問題)給予一定的靈活度。國家之間保持一定的競爭力固然很重要，但也必須意識到，如果全球都向低碳經濟轉型，這對發達國家本身也意味著機遇最大化。“先行者”的機遇優勢不僅僅在商業領域，也將同時提升國家綜合實力。

　　確立一攬子中期目標

　　沒有一家公司會把商業計劃制定到2050年，減排規劃也是這樣，不能一蹴而就，太過長遠。

　　或許技術推陳出新的速度會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程度，又或許我們的技術更新放緩跟不上預定目標。所以我認為，全球性的政策制定不能求長遠，而應該制定一個適合中期發展的靈活框架。更富有現實意義的是將目標定到2020年，這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技術發展和實際環境變化相結合，也有利于加強政治家的問責意識。

　　分攤減排目標，加強分流彌補

　　要想實現全球總排放目標，就必須強制性地把責任分攤給各成員國。每個國家要么同意降低總排放量，要么拋棄以往的商業模式，向《京都議定書》提出的“相同目標但責任分工不同”的模式靠攏。

　　協議應該同意，只要在規定期限內完成了自己該承擔的配額，其他方面的發展就有絕對自主權。在不影響高效率和低成本原則的前提下，“分流彌補”計劃很重要。比如，在京都協議上創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允許締約雙方聯合開展減排項目并附有一定的條件。對發達國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種靈活的履約機制；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CDM項目可以獲得部分資金援助和先進技術。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一減排手段已過時且必須升級，我覺得應該附加的額外條件很多，比如在減少森林砍伐和管好良田的基礎上，把計劃擴大到更廣泛的工業部門去。

　　著眼于全球減排能力建設

　　闡述認知和制定預期目標并不難，難的是如何培養一種能辨別機遇并敢于付諸于行動的魄力。

　　大部分發達國家并不缺乏這種能力，關鍵是發展中國家是否把這些看作是機遇，因為低成本減排機遇就蘊藏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只需花費一半的資金就可以減少2/3的氣體排放。對一些國家而言，提高能源利用率還不夠，改進管理方式才是關鍵的第一步。“哥本哈根”必須向發展中國家分撥額外的資金，在減輕他們低碳經濟負擔的同時，更要幫助他們建立必要的人力資源基礎和排放管理機構。

　　我認為讓經合組織成員國掏這些錢并不過分，由經驗豐富的世界銀行打理這一事務也很合情合理。

　　必須舍得長期研究投資

　　我們必須為長期研究和發展持續投資，尤其是在能源利用和新能源替代上。在這點上，我們更需要政策的引導和資金激勵。

　　“哥本哈根”正是達成研究項目計劃的好時機，大家可以在此時制定好投資預算，為今后十年的技術創新和各國之間的成果交流做好鋪墊。雖然全球商家們在政府政策指引下，對化石燃料和清潔替代品重要性的意識在提升，然而，高端技術帶來的高成本仍然困擾著他們，比如碳捕獲和能源基地的存儲系統，企業的研究規模和研究速度根本跟不上時代的節奏。如果研究活動不能由下而上的開展，那么我建議政府由上而下介入，大力資助項目研究，多實現一些有示范性的項目。

　　如果與會者能在氣候峰會上緊緊圍繞上述五點建議，我相信在此基礎上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會產生一個積極的影響。如果“哥本哈根”能夠沿著這條線路推進，無論是今年的12月還是未來新一輪的對話，都是一個新起點：它不僅為未來減排實現國際合作提供了基本框架結構，也在公信力、透明度和問責制等關鍵問題上很有可行性。有了框架沒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量也不行。《京都議定書》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主要經濟體的領導人不支持，再好的計劃也沒有成功的機會。我希望在下個月的峰會上，與會的主要經濟體領導人能夠身先士卒起到表率作用。

　　哥本哈根會議實際上就是一場領導力的真實較量，政治領袖們在峰會上所作的任何決定，不僅關系著他們的個人聲譽，也是考驗他們政治生涯的重要標尺。(本文系英國BP集團前首席執行官Lord Browne供本報專稿。本報記者 王麗穎 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