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08年是次貸危機發生年，而2009年是次貸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年，那么，2010年將可能是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年。主權債務危機根源于全世界為了避免經濟陷入長期衰退不惜血本下的賭注：大量的花錢導致政府自身的危機，財政赤字不斷擴大；而大量的印錢則導致了資產價格上漲，在實體經濟通縮的背景下，出現資產價格暴漲的魅影。但兩者疊加起來，更會加劇主權債務危機的破壞程度。但對于中國政府來說，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不存在這樣的危機。

　　首先，稅收的臺柱子轉移，房地產稅收一枝獨秀。2009年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下降47.9%，跌幅略有收窄，但房地產交易和保有環節稅收對稅收增收的貢獻顯著提高，是2009年稅收收入增長的一大特點。因此，中國政府不存在“破產”的危機。

　　第二，土地出讓金暴增，地方財政收入豐厚。2009年全國各地方政府土地出讓總價達1.5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超過60%。因此，地方政府不存在危機，但是，如果樓市持續蕭條，政策收緊，地方財政可能會發生后續的危機。

　　而縱觀世界各國政府，很多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的泥潭。經過幾十年才消化完畢的美國赤字，而今隨著危機的爆發，又死灰復燃而且越來越高。2008年小布什的赤字達到4550億美元，被人驚呼破了紀錄，2009年奧巴馬的1.42萬億美元更是讓美國人膽戰，當2010年美國赤字接近1 .6萬億美元，媒體已經見怪不怪了。因此，美國的赤字早就超過了3%的警戒線，達到了10%。美國最近越來越急，因為他們的整體債務近80萬億美元，超過G D P的550%，包括聯邦債務、地方債務和政府支持企業(G SE)債務，占G D P的比例為140%，居民債務占G D P的比例為100%，公司債務占G D P的比例為320%。因此，急于擺脫長期衰退的美國，最近不斷地向世界輸出危機。

　　美國如此，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歐洲政府幾乎達到破產的邊緣。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赤字，也都超過10%，主權債務危機還在繼續向歐洲蔓延。

　　主權債務危機本身根源于應對金融危機的政府花錢和政府印錢過度必然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財政赤字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資產價格迅速上漲。

　　量化寬松的政策是貨幣政策最激烈的一種，直接通過電匯的方式救助金融機構，但由于美國這種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利用美元的儲蓄地位，將這種流動性轉移到新興國家，因此，暫未表露無遺，但也已經冒出了苗頭。

　　因此，正如美國一位政客所言，美元是美國的，而問題卻是你們的。從歐洲泛起的主權債務危機，以及中國的資產價格的壓力，已經驗證了這句話的威力。

　　全球主權債務危機，將大大擠壓政府財政的支出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空間，而在大病初愈之處，這些政策恰恰是維持經濟恢復的最主要手段。正是因為如此，隨著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大量資金尋求美元這一相對安全避險工具，美元升值，人民幣升值也將隨之提到議程上來，這對中國的外貿打擊很大，再加上國內受到美元打壓資產和實體經濟，形成對中國經濟夾逼之勢。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還很膨脹，主動要求一下子加息10%。一旦這種夾逼之勢形成，不僅我們的實體經濟備受煎熬，而且資本市場和樓市也隨之陷入兩難境地。而后，美元再大幅度貶值，造成中國經濟實體虛弱而物價上漲很快的滯脹局面。

　　由此看來，雖然中國不可能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泥潭之中，但如果主權債務危機像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那樣在世界泛起，中國也將不免會被“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為此，我們要做好如下準備：其一是收緊貨幣政策要謹慎，因為資產價格上漲貨幣政策收緊幾乎是失靈的；其二是調控樓市要理性，如果不理性，可能政府財政收入以及相關產業都要遭殃，政府自身也可能產生危機，特別是地方政府；其三是穩住人民幣匯率，如果經受不住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逼迫，可能會重演20多年前的日式危機。其四是要不斷地推進城市化進程，擺脫過度依賴外需的瘸腿走路，形成投資與需求良性循環之路。其五是打破部分壟斷行業，增加白領就業率，盤活整個產業。(朱大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