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證券報：您認為“民工荒”背后深層次的經濟原因是什么呢？

　　蔡昉：我認為“民工荒”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勞動力供給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快速增長所形成的勞動力需求所造成的。在此之前我國勞動力供給的增長速度是快于勞動力需求的，現在勞動力供給的速度下降了，但需求沒有減緩，所以格局就發生了逆轉。

　　在本世紀的十年里，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一直在下降，每年平均增速約為1%，而與此同時，我國經濟一直保持了兩位數的快速增長。根據我對“人口紅利”的測算，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提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到2015年左右我國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應該說就消失了。不過這是一個過程，所以我個人一直使用“人口紅利”轉折點的說法，因為“轉折點”的含義是指趨勢上的轉變，但轉變不是一天發生的。雖然是2015年，但在這之前也在經歷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逐漸放慢的過程。

　　上海證券報：那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民工荒”在帶來挑戰的同時也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契機？如果是的話，您認為我們應該做些什么來更好地應對并且抓住發展的契機呢？

　　蔡昉：我們看到現在出現“民工荒”以后，有些企業的反應就是給農民工提高工資，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措施。這就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人均收入提高得更快，而且收入提高更多集中在普通勞動者和原來的中低收入家庭，改善了之前的收入分配狀況。因此，“民工荒”是一個信號，反映著正面的信息，不必將“民工荒”當成“民工慌”。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要做的首先要順應規律，利用這個機會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同時在中西部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和發展政策，使得產業轉移能夠順利地、較快地進行。其次，政府也應提供更好的培訓、就業中介服務，進行就業信息的搜集、處理和發布工作，促進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流通，這將有助于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紅利”。

　　上海證券報：“第二次人口紅利”指的是什么？

　　蔡昉：事實上，我認為“人口紅利”有兩種。第一次就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力豐富和儲蓄率高。盡管我們預計到2015年以后會出現一個轉折點，但是還是有一些“第一次人口紅利”可以挖掘的。因為現在我們“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利用形勢主要是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雖然轉換了就業結構和就業身份，但其消費模式、社會身份沒有轉化，所以他們的消費貢獻、對社會公共服務以及城市居住設施提出的需求還沒有被充分挖掘。因此我建議把推進城市化，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看作是對“第一次人口紅利”另一半的挖掘。而這一部分其實規模并不小。現在我國人口城市化率是46%，而非農業戶口人口的比重只有33%，中間還有13個百分點的差距，“第一次人口紅利”另一半的開發將有利于我國內需的擴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此外，在這個基礎上，還有機會去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通過發展教育培訓，延長勞動人口年齡等方式，在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下，挖掘出新的經濟增長源泉。而如果社會保障制度好的話，社會養老基金的籌集、保值和增值，也是一種儲蓄方式，因為與人口有關，這也是“第二次人口紅利”的一部分。 (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