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實行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走過的不成功道路，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既承認金融全球化的必要性，同時尊重不同國家金融發展的多樣化需要，明確人民幣匯率在相當長時間內是有管理的官方調整，并在此條件下逐步放松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穩定與順利崛起。

　　冷靜地思考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明確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與目標，確立切實可行的戰略，無疑是當前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政策研究，值得深入討論。

　　人民幣國際化不是泛泛而談的一個定義

　　在討論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時，目前缺乏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嚴格定義。有人把擴大人民幣的貿易結算貨幣范圍視為國際化；有人把人民幣逐步取代美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視為國際化；還有人把2020年建成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視為國際化，這些看法和觀點存在泛泛而談的現象。當前，我國金融發展與金融開放最迫切需要的是，認真界定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正確思考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和方向，進而確立我國的金融國際化戰略。

　　如果以美元為藍本，人民幣國際化的內涵包括以下目標：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唯一的國際儲備貨幣，是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主要外匯儲備資產；人民幣成為主要的國際結算貨幣；人民幣匯率完全自由浮動，成為國際外匯市場自由交易貨幣，每天由國際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圓和其他主要貨幣的交易價格來決定人民幣匯率；人民幣自由兌換，取消外匯管制。此外，中國經濟必須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有足夠的經濟增長實力，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中國還必須有亨廷頓先生所描述的美元帝國那樣，能夠壟斷或控制國際資本流動，是全球的金融寡頭。

　　很顯然，上述目標并不是我國在短期內能達到的，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環境決定了人民幣還需要相當長時間的國際化過程。人民幣匯率由國際外匯市場決定，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完全自由浮動，匯率控制和調整將會失控。人民幣成為國際外匯市場的交易標的，除增加外匯投機的交易量外，對中國的實體經濟并沒有直接的幫助。這也是日本、新加坡在經濟起飛時限制日元和新元國際化的原因。因此，現階段提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主要是擴大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使用范圍，逐步減少美元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結算貨幣使用。通過區域貿易協定或雙邊貿易協定，逐步擴大人民幣與其他主要國家貨幣的國際結算范圍，逐步“去美元化”，應是比較可行的國際貨幣戰略。

　　取代美元形成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是否成熟

　　雖然現在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但是美元是否就此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一個次要的，不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呢？顯然不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體系，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美國經濟實力逐步取代了英國，才建立起來的。而要改變這一點，很顯然必須是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根本性改變，也就是說，美國不再是主導性的世界經濟強國，其地位被其他國家取代或和多國地位均等。只有在這種狀況下，才能改變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以超主權地位的國際貨幣(SDR)取代美元，最典型的例子是差不多已運行了十年的歐元。但歐元在協調歐洲國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經濟增長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難。因為在SDR框架下，各國的經濟發達程度是不一樣的，經濟體不一樣，要求貨幣統一，只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實際操作仍有很大的技術障礙。超主權貨幣的定價和定值，也是個復雜性問題，在理論值上如何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加權綜合，合理準確地確定SDR的穩定值，客觀上也是很復雜的技術性問題，難以解決。此外，超主權貨幣缺乏貨幣“錨”，就是幣值基礎。SDR作為一攬子貨幣，就等于要有一攬子“錨”，這是很困難的技術問題。

　　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中國成功的唯一道路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存在兩種途徑：一種是遵循華盛頓共識，按照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實行完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實行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也有人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市場化、自由化改革。這是上世紀80年代日本， 90年代后期東亞國家走過的金融全球化道路：貨幣升值——國際游資大量涌入——資產價格上漲的泡沫經濟——金融危機。另一種是根據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發展趨勢，在探討IMF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建立二十一世紀的國際貨幣新秩序，既承認金融全球化的必要性，同時也尊重不同國家金融發展的多樣化需要，不選擇人民幣匯率自由化發展路徑，明確人民幣匯率在相當長時間內是有管理的官方調整，并在此條件下逐步放松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避免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出現人民幣博弈性升值。堅持后一種改革路徑，并不是不想人民幣國際化和自由化，而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走過的道路已證明那是不成功的，而積極穩妥地進行人民幣國際化，至少目前還沒有被證明是失敗的。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堅持獨立自主地根據市場需求狀況調整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經濟穩定與順利崛起有下面幾點好處：一是自主地、有序地、逐步地調整人民幣匯率，可以提高人民幣升值因素對貿易影響的預期，防止因貿易收支的大起大落引發金融危機。二是采用官方調整人民幣匯率方式，可以減少外匯管理制度改革面臨的不確定性，減少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風險。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就在于，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資本流動和匯率管制兩方面同步實行自由化的政策，因此，在匯率和國際資本自由化的過程中，不能將兩者同時都放。三是采用官方調整人民幣匯率，可以直接隔離國際貨幣市場匯率急劇變化對國內銀行、股市和保險資產的影響，有效防止國際資本與境內人民幣轉換對匯率的預期和沖擊，維護境內金融資產的穩定。從目前的實情看，中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和競爭能力還不高，管理國際性貨幣資產的能力有限，如若人民幣匯率自由化的進程過快，將會引發國內金融機構優質資產流失，如外資金融機構挖中資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的黃金客戶等。四是采用官方調整人民幣匯率，可以在中國金融國際化的過程中為人民幣成為“硬通貨”贏得時間和空間。據美國和世界銀行的估算，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總值相當于12萬億美元，已經接近美國的GDP總值。不管這種估算是否準確，但中國的產出能力和價廉物美的產品供應，是中國經濟崛起和人民幣能成為“硬通貨”的基礎。如果在這一過程中，人民幣匯率過于頻繁波動，會導致財富流失和失去人民幣成為“硬通貨”的機會。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報告，亞洲國家與美國相比，人均國民收入比例在金融危機前后的變化，就反映了貨幣貶值對經濟崛起的影響。從長遠看，堅持人民幣匯率的官方調整將有利于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平穩，即使在升值的調整周期中，也能維護其堅挺的特征，無疑是中國經濟能夠順利崛起的重要因素。 (聶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