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即將召開，相信落實匹茲堡峰會金融監管改革提議應該是最核心的內容之一。仔細分析匹茲堡提案，包括美國最近參眾兩院通過的監管方案(雖然還沒有最后綜合，我們暫時以“美國方案”稱之)，我們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最根本的利益并沒有包括在匹茲堡峰會金融監管改革提議的框架中，美國方案更不可能從全球的角度來制定監管方案。

　　國內監管不能取代全球監管

　　匹茲堡提案和美國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個各國內部監管體系的國際統一標準。這當然很重要。對于發達金融市場來說，這是危機后的“亡羊補牢”式事后監管。對于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來說，深入研究這些監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機形成的監管體系，站在危機治理的肩膀上推動金融市場的健康平穩發展。

　　但是各國的嚴格監管體系不能取代金融資本(證券投資資本)的全球監管體系。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G20峰會最大的意義在于，建立危機后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新游戲規則，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國際金融資本流動、商品市場和衍生品市場以及外匯交易市場的統一監管準則，恢復正常的而不是投機當道的國際金融市場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機的再次傷害。

　　金融資本的全球監管一直遭到最強勢的金融資本國家美國和英國的反對。經過這場金融資本全球爆炸制造的虛擬泡沫危機以后，德國和法國反復提出全球監管的問題，美英仍然堅持認為監管是各國自己的事情。G20峰會形成的匹茲堡監管議案，以及美國基本成型的監管方案，基本沒有涉及金融資本全球監管的問題。

　　金融資本與直接投資資本屬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美英反對金融全球監管的基本理由，也是華盛頓共識倡導的所謂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資本的自由化是否帶來全球的多贏，并沒有理論根據。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入商品市場，扭曲大宗商品價格，是違反經濟學基本原則的。而實踐中，金融資本屢屢成為危機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資資本的全球流動帶來的共贏，是得到國際貿易理論和實踐的充分證明的。但是金融資本與直接投資資本的屬性完全不一樣。金融資本是博弈高風險，追求高收益。特別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當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入時，制造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當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出時，往往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實踐證明，金融資本的大進大出多次制造了地區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上世紀80年代南美各國的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以及這次百年不遇的危機，都烙上金融資本巨大破壞性的烙印。

　　美國部分主流經濟學家希望從理論上支持金融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設，發達國家應該是資本輸出國，發展中國家應該是資本輸入國。中國和美國正好相反，兩國的資本流向違反這個“假設”，所以中國應該開放金融市場，才能實現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資本和直接投資資本的概念。發展中國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資資本，而不是開放金融市場，放任金融資本自由流進流出。推動金融資本在國家之間完全自由流動是在偷換直接投資資本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