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30周年。海內外媒體紛紛發表紀念文章的同時，一些美國主流媒體也特別提到，2006年創立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領域的戰略性對話——中美戰略經濟對話(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簡稱SED)的協商體制和政策對話框架，令美中關系變得更加具有建設性和合作性。

　　2008年12月5日，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北京閉幕，作為一次承前啟后的對話，此次對話在宏觀經濟合作及金融服務業、能源與環境合作、貿易和投資、食品和產品安全以及國際經濟合作五個領域共取得40項積極成果。

　　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最后一次以財政部長身份出席在當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他對中外媒體表示：“我已與奧巴馬就對話機制的延續進行過溝通，盡管我不能對未來進行預測，但是如果一個機制被證明是非常有成效的，我對它的持續性就充滿信心。”

　　“中國通”財長

　　2006年5月30日，美國總統布什提名高盛集團董事長保爾森接替辭職的斯諾擔任美國財長。當時有外媒指出，布什選擇保爾森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看中其對中國事務的熟悉。保爾森曾經擔任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主席，資助建立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擔任高盛主席期間在中國的業務也是蒸蒸日上，遙遙領先摩根史坦利等其他國際投行，高盛曾擔任主承銷商幫助很多中國的國有企業到境外上市。保爾森本人在2006年9月21日首次以美國財長身份訪華時也自豪的對媒體說：“自1990年末以后，我去過中國70多次，看到了巨大的變化。我認為，這樣的改變不是一夜間出現的……中國的領導人非常聰明、實干，也意識到了他們面臨的問題。他們在經濟改革上做得很不錯。”

　　讓保爾森不惜放棄年薪3830萬美元的華爾街職位，擔任美國政府的第74任財長并不是那么容易——后者的年薪只有20萬美元，兩者相差近200倍；而且眾所周知，美國財長經常只是一個推銷白宮財稅政策的“推銷員”。保爾森的前任奧尼爾在離職后就曾感慨自己被排斥在白宮決策圈外,處于一個無關痛癢的職位。

　　保爾森在華爾街曾被譽為“美國金融界一位最頑強、最能干的強勢人物”，他身高1.86米，曾是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橄欖球隊的明星。他在履任之初，便獲得美國媒體的普遍認同，紛紛為其造勢：《華盛頓郵報》社論稱，“這是一個很好的提名”；《時代》雜志則稱，“布什需要讓保爾森確信，他在白宮能得到屬于他的真正的位子、桌子和聲音”。他本人也曾經對友人說，此番出任財長“應該有一番作為”。

　　“對話，保持對話”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2006年9月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布什發起設立的，是中美現有20多個磋商機制中級別最高的一個。2006年9月保爾森首次以美國財長身份訪華時，中美雙方宣布啟動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對話每年兩次，輪流在中美兩國首都舉行。

　　作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發起人之一，保爾森在每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的搶眼表現，讓中國人一次又一次熟悉了他的名字，特別是在人民幣匯率方面，每次在他訪華前后，人民幣都會發生“保爾森效應”——強勁升值。而他對中國的精通與熟知，也讓媒體頗為佩服。與其高大魁梧的外表不同，保爾森給中國媒體留下的印象是“溫和、積極、有獨到見解”。記者在發布會現場也感受到保爾森對于媒體的態度非常耐心，聽不清楚時還會側過身去，客氣地請記者再問一次問題。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成就了中美兩大經濟體能就一些重大問題互相接觸對方，并且能在一些對于兩國、甚至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而言都十分困難的問題上取得進展。” 保爾森在發布會上認為，這就是在他在總結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后所能向外界做出的評價。而美國能源和商務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沙利文(Daniel S.Sullivan)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不是為了尋求直接的藥方，它只是讓我們換上對方的鞋子，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看看對方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樣。美中之間在對話框架下加深了接觸，而且在美國看來，對話覆蓋了相當廣泛議題，獲得了認同。”他向記者表示，美國現任政府和奧巴馬未來政府班子正在一切領域進行嚴密的交接配合，其中便包括向奧巴馬交接政府介紹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重要性和延續的必要。

　　“兩國間各個層面上的緊密聯系將給中美關系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在這一次對話中，我們再次證明了對話是一條通向成功的通途。對話不僅能深化兩國關系，而且也能讓兩國人民和全球經濟受益，所以，我認為我們要對話，并保持對話。”保爾森說。

　　對于今后對話的走向和趨勢，他認為中美兩國的經濟往來對兩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兩國在未來無疑會遇到挑戰，但是基于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培育起來的互相尊重、信任和坦誠，“我毫不懷疑我們能夠成功應對這些挑戰。”

　　危機中謝幕的“關鍵先生”

　　毫無疑問，讓保爾森最吸引世人關注的無疑是時下的金融危機。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曝光，無論是為了盡快讓7000億救援計劃通過，保爾森單膝跪在眾議院女議長南希·佩洛西面前，求其支持的花邊新聞，還是他最近的名言“看到資本市場如此脆弱，我不禁會捫心自問，我們的市場是怎樣落魄到如此境地的”。作為救市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保爾森在媒體、金融機構和國會間往來逡巡。

　　在2008年的最后幾個月里,美國經濟的熱點從紐約的大財團身上轉移到了華盛頓的政治家們的身上。美國國民寄希望這名“關鍵先生”能帶領他的團隊挽救搖搖欲墜的華爾街，但保爾森早有心理準備：“有誰在擔任完這一職務后還能獲得更好的口碑呢？”

　　他在自己擔任財長的最后一個月內，不斷更新自己的言論，他說，“投資者一直在尋求收益，低估了風險，以致在長時間形成了信貸泡沫……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危機出現的幾年前，通貨膨脹率低，加上貿易與資金流動蓬勃，中國和石油出口國等新興市場的巨額儲蓄，對全球投資收益形成下行壓力。一些歐洲銀行傾向投資于東歐；西班牙和英國更喜歡美國房地產投資，這也形成了最大的泡沫；至于日本，銀行則繼續投資于股票。”他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并不只是出在金融體系。要避免未來再次出現危機，全球需要在宏觀經濟方面進行合作，同時要加強金融監管和風險管理。

　　新的奧巴馬政府即將宣誓，現年47歲的蓋納(Timothy Geithner)也將出任財政部長，他少年時期隨父親在中國居住,曾學習過漢語和日語,大學時專業為政府與亞洲研究，被譽為另一位“中國通”。對于即將謝幕的保爾森，他有何需要借鑒之處？正如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Roy Stapleton)所說：“當經濟和金融危機在今年全面席卷美國的時候，美國經濟和金融當局的官員，不僅僅是在保爾森這個級別，而且在其下的各個級別，都和他們在中國的對等官員建立了迄今為止最好的工作關系。所以，當危機全面爆發的時候，我們很快地認識到中國由于持有大量美元債券而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由于溝通渠道的暢通，保爾森采取的每一個重要步驟都及時通報給中國。”(記者 侯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