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的老伴趙燕玲已經75歲了，除了視力略有不濟外，身板硬朗。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大大小小五個房間，里里外外的家務事，基本上都由她一個人操持，她樂此不疲，也游刃有余，覺得保姆反倒不怎么靠得住，于是家里一直不雇。

　　最近幾個月，趙燕玲發現，打到家里的電話忽然比往常多了起來，除了來自學界、媒體等的邀請外，很多電話指名道姓要找茅于軾，在這些電話里，對方不問青紅皂白，先是扯著嗓子劈頭蓋臉一通亂罵，然后不等主人辯駁，“哐當”一聲就掛掉了。

　　確實，從炮轟18億畝耕地紅線、建議取消經適房到“廉租房無廁論”，茅于軾屢屢拋出重量級言論。

　　茅于軾顯得輕松得多，他總是一笑說，以前比這嚴厲得多的大批判都走過來了，這些算不了什么，不用在乎。

　　罵我是他們的權利

　　茅于軾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干部小區。每天早晨六點，茅于軾就起床了，從六點到七點，是他收發電子郵件并安排一天事務的時間，除非出差在外。七點過后，與老伴一起用餐，然后準備外出開會或到受邀地發表演講。倘若不外出，他便與老伴到公園散步，回來后繼續在書房伏案寫作，那臺筆記本電腦已經陪伴他有好幾年的時間了。

　　大量的題詞、約稿、書評、推薦信讓他應接不暇，雖然推掉了不少邀請，每天依舊忙得不可開交，甚至在就餐的時候，他仍舊在匆匆看報紙，瀏覽一天要聞。中午十二點是午餐時間，片刻午休后到傍晚六點晚餐這段時間，用來接待客人。晚上十點半、最遲不超過十一點，一天的工作結束。如此反復，天天如此。

　　茅于軾的房子很大，但此前僅僅他們兩個老人居住，最近兒子從深圳回來，暫居在這里。書架分散在各個房間，上面除了各種書籍還有很多碟片，因為近年來聽力不太靈光，加之事務忙碌，酷愛西方音樂的他很少去接觸它們了。而兩位老人的合影幾乎在房間的任何顯著位置都可以看到，裝裱得浪漫而溫馨。茅于軾書房的辦公桌上堆滿了書報和材料，留待批閱整理。從書房探頭向外，陽臺上的花開得很好，客人送來的百合香氣撲鼻，令人陶醉。

　　從《擇優分配原理》引發學界關注，一直到與張曙光、盛洪等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并屢屢拋出重量級調研報告，再到籌建小額貸款公司在灰色地帶艱難操作、專事西部扶貧的保姆學校尷尬招生，茅于軾近年來的諸多動作與言論，已經成為公眾話題。尤其在最近一兩年間，他針對大量社會問題、經濟現象發表的不俗言論，在獲取一些贊同時，更招致罵聲一片。

　　崇尚絕對市場主義的茅于軾認為，現在的社會太浮躁，糊涂人太多，理性思維太少，他已經80歲了，走路不穩，聽力不行，好像已經看到了生命盡頭的景象，沒有時間去傷心與駁斥了，只是抓緊時間去做自己認為最緊要而且正確的事情，而且他一點都不在乎這些批評與質疑。

　　他說，罵人也是一種權利與自由，盡管粗暴，但需要尊重，而這些批駁，對于他的治學與處世，“沒有一絲一毫的影響”。

　　兩種人討厭我

　　此前數年，茅于軾出席各種場合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絕少有助理跟隨。如果活動在北京舉辦，他甚至會堅持自己打車前往，謝絕主辦方派車接送。在他看來，“空車來、空車走，這一個來回就給北京制造了兩次堵車的機會”。

　　除非為了“換換環境、休息一下”，偶爾與老伴出去看看電影、聽聽京劇，茅于軾“生活即工作”。趙燕玲說，老實講，他為了什么？他真的是一心一意為了國家，為了人民。

　　茅于軾說：“討厭我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貪官污吏，一種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卻以為我在損害他們的利益，這樣的人是不明白的人，是糊涂人，這種人應該說是相當多的。”面對外界的批駁，茅于軾說，罵人也是一種權利與自由，盡管粗暴，但需要尊重。

　　“討厭我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貪官污吏，一種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卻以為我在損害他們的利益。”

　　他認為，自己已經80歲了，需要抓緊時間去做自己認為最緊要而且正確的事情，他一點都不在乎這些批評與質疑。